信贷约束如何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针对信贷约束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贷约束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相较于受到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家庭,正规渠道的信贷约束对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主要通过提高风险厌恶水平、降低未来预期两个渠道抑制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分样本的异质性回归结果也表明:信贷约束对于高收入水平家庭、城市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作用更强或者更加显著,同时这一抑制效果也受到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信贷约束对于其参与风险资产的抑制程度越低。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

基于2014年CFPS的数据,探究互联网及其不同用途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但互联网的不同用途对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影响效果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探究其中作用机制时,发现互联网学习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增加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但随着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高,该种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增加收入是使用互联网工作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重要渠道之一;互联网社交、社会网络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的共同作用提高了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概率。据此,文章建议:进一步建设和普及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隐形门槛提高家庭参与风险资产的积极性。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年人占比及少儿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同时降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老年人占比对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少儿占比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

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文章发现: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金融资产风险偏好的年龄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金融市场风险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出发,通过引入不同年龄投资者收入和消费等因素的变化,建立风险规避系数的动态模型,发现决策者的年龄对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微观层面投资者的年龄与市场参与及投资组合风险偏好负相关,且投资者性别与受教育程度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宏观层面15-64岁人口占比越高,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越高;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则对风险偏好和投资偏好有负向影响。本文从人口学视角为研究长期金融稳定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为中国金融市场供需平衡、良性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

金融知识是影响家庭投资组合的重要因素,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CHFS)2015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与家庭资产组合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在风险金融资产上。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地区经济越好的家庭越可能参与风险资产市场,提高风险资产的占比,同时进行个体工商业经营的家庭对其具有显著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