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金融化能否影响风险金融投资?——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笔者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调查数据构建家庭住房金融化指数,考察了住房金融化对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化程度加深会降低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意愿和比重,挤出作用显著,该影响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住房金融化通过改变家庭流动性预算影响风险金融投资,金融化程度加深,家庭流动性预算收紧,风险金融投资减少。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挤出效应在仅拥有一套住房家庭、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和对房地产市场持有乐观预期的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此外,风险偏好对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会随着住房金融化程度的加深而削弱。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推动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灵活运用政策“工具箱”,因城施策、分类调控;持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升风险金融投资吸引力。

健康状况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了吗?——传导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探索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6、2018年三期数据,考察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为,健康恶化,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均显著降低,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主要通过医疗负担这一渠道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健康恶化加重家庭所承受医疗负担,进而促使家庭减少风险金融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影响在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中更为显著,具有城乡异质性和负债异质性,即相较于城市家庭和无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更易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减少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甚至退出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度,要大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

房产、社会保障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的一项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受客观经济和主观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1)拥有房产和参与社会保障都能显著提高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进而提高其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度;(2)房产对于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力不低于社会保障,房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是起心理保障作用的"定心丸";(3)主观幸福感和相对剥夺感在房产、社会保障和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文章综合考察了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因素对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检验模型指出了这一影响的社会心理路径。文章着重探讨了房产在财富价值作用之外的社会心理作用,即对积极社会心理的促进作用,也证实,居民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单纯理性考虑经济利益,个体感受及主观认知也都会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不容忽视。

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城镇家庭在资产配置过程中越来越注重金融理财产品的投资。但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家庭资产配置并不合理,家庭金融投资结构单一,这不利于我国家庭金融的良好发展,同时制约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究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社保事业发展和我国家庭金融发展建言献策。

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金融投资风险与应对措施

在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呈现多样化的演变趋势。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确保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强化财务管理力度,对财务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金融投资风险进行预先应对。金融投资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能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但在现阶段,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诸多的投资风险,制约了企业的日常运营与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鉴于此,文章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金融投资风险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确保能为企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建议。

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问题研究

多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金融投资风险,这种不可控风险会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企业需要正视自身可能出现的金融投资风险,并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介绍了金融投资风险类型,分析了企业财务管理中出现金融投资风险的原因,并提出了降低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的措施。

浅析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分析以及应对措施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财务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投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在进行金融投资时,需要面对诸多风险因素。因此,本文以金融投资风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前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金融投资风险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金融投资风险问题愈发突出。本文旨在探讨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问题及其对策。在新经济背景下,企业金融投资活动日趋频繁,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投资风险。通过深入分析金融投资风险的类型、成因及影响,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对策,包括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内部控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等,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投资风险,保障企业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金融投资风险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实践初探

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指的是通过购买债券或者是股票等方式开展投资。从大的角度来讲,金融投资指的是金融资产的买卖,要想保证金融投资正常开展,就需要针对其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合理分析,制定完善有效的措施,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收益。因此,针对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管理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关系和价值进行讨论成为当前的重点。

从“竞争性储蓄”到“竞争性投资”:再论性别失衡对中国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

“竞争性储蓄”理论认为,中国性别失衡现象可能促使家庭增加储蓄,以提升子女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在金融体系持续发展、风险金融资产供给增加的新时代背景下,家庭金融决策可能因性别失衡而从传统储蓄转向风险投资。利用2015、2017、2019年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性别失衡加剧的省份中,有儿子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并持有风险资产,但未发现“竞争性买房”的证据;金融知识水平低、已成年儿子未婚的家庭风险金融决策对性别失衡更敏感。因此,因性别失衡而涉足风险金融市场的家庭可能被高收益率所吸引而忽视潜在风险,政府部门需加强对居民普及金融知识、强调理性参与投资,方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数据,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进而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机制分析发现,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和健康水平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合理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以此引导低收入群体合理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拓宽其增收渠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部门的金融参与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额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进一步对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显示:家庭的不确定性收入和债务负担会放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收入波动性越大的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有更大程度下降。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的社会交互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家庭使用互联网以及家庭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影响更大。

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分析与应对措施

当下我国经济市场呈现激烈的竞争状态,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必须加大对内部财务的管理力度,有效应对不同类型的投资风险。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所占的地位不言而喻,有效的金融投资可进一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金融投资风险,必须积极应对。本文对企业财务管理中金融投资风险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对应的应对措施。

新形势下金融投资风险分析及控制探究

金融风险的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现有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以及忽视金融市场的监管控制等。目前在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企业参与金融投资的全过程都会伴有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应当对金融投资的常见风险提前进行准确预测,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和应对预案,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减少损失的目的。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中,金融投资风险发生概率较高。本文探讨金融投资风险的形成根源和常见风险类型,以及如何合理控制金融投资实践中的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受"有限参与"的困扰。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却发展迅速,居民对房产的投资是否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采用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数据,侧重于从房产持有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产持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5%的临界值,即房产持有对5%以下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对5%以上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论即使在控制了许多传统解释变量之后依然成立。

抑制还是刺激?——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

既有研究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给居民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带来负面影响,但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至2017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会正向刺激城镇居民参与风险金融投资:(1)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更高,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对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越强;(3)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及以下、教育水平为本科以下的城镇居民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揭示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城镇居民快速获取物质财富的“投机”心理的刺激作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认知,同时也扩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

金融投资风险货币量化预测的模型与分析

本文针对金融投资风险问题,把数理分析方法与金融投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针对马柯维茨模型没有反映损失的具体数量等不足,综合研究VaR方法和边际分析法,创建金融投资风险货币量化预测的模型,有助于金融体制建立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在经济规划、投资决策支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实际背景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子女性别、住房数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文章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缩写CHFS)数据,以住房数量作为中间机制,实证检验子女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女儿的家庭,有儿子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持有多套住房,故家中抚养儿子更有可能挤出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镇家庭、大中型城市、人口性别比偏高和中老年群体中挤出效应更为显著.文章结合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和高房价共存的特征,给予了"有限参与"之谜一个新解释.

社会信任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社会信任是其中的重要元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针对城镇家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上升会显著提高城镇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占比;不同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信任"和"普遍信任"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亲邻信任"则会有抑制投资的效果;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城镇家庭,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