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再上演的食品安全危机揭示我国在信息公开机制上的不足,同时也激发公众对食品安全信息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更高层次的需求。对此,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向大众及时、准确地传递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对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体系进行有效完善。

“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CEO学术经历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管理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决策的主体,其特征如何影响食品安全信息质量值得关注。以中国A股食品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可探究出CEO学术经历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学术经历能显著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学术经历的CEO更倾向于披露战略理念而非实际行动。另外,制度环境和声誉压力在CEO学术经历和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CEO学术经历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媒体负面报道对企业造成的压力越大,学者型CEO披露食品安全信息越积极。从高管学术经历这一微观层面扩展食品安全信息披露领域的文献研究,对于优化食品类企业管理者结构和选聘机制,提升公司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可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计算机技术在食品安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评《食品安全管理及信息化实践》

随着全球贸易的增加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关注,食品供应链更加庞大和复杂,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加大了食品安全监管和管理的难度。而计算机技术在食品安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由胥义、王欣和曹慧共同编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食品安全管理及信息化实践》一书,对食品安全信息管理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及其应用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

高管特征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研究--以食品类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管理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决策的主体,其特征如何影响食品安全信息质量值得关注。以中国A股食品类上市公司1402份企业样本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指标体系,研究高管特征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性别、学术资本、海外经历和社会资本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2.771、0.336、1.630和0.115个分值。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中高管海外经历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更强;制度环境在高管社会资本和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高管社会资本对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从高管特征这一微观层面扩展食品安全信息披露领域的文献研究,对于完善食品类企业管理者结构和选聘机制,进一步提升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质量提供相关依据。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食品安全信息溯源体系探究与实践

针对传统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存在管理中心化、难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在学习借鉴国内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的实践案例,系统基于BSN网络构建区块链平台,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追溯功能,实现食品安全溯源信息防篡改、数据共享、低成本追溯等功能,有效解决了传统食品安全溯源系统痛点问题,对构建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安全信息溯源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信息质量、感知有用性与持续搜寻的关系——基于网络食品安全信息的调查

[目的/意义]探讨食品安全信息质量,以及消费者对信息的感知有用性和持续搜寻行为,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信息发布质量,促进消费者的持续搜寻行为,形成食品安全信息交流的良性互动。[方法/过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网络食品安全信息质量指标为自变量、感知有用性为中介变量和持续搜寻为因变量的影响关系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信息质量指标对感知有用性和持续搜寻的影响路径可分为四类:易理解性、冲突性和易获得性具有双重作用;客观性和及时性通过感知有用性对持续搜寻的间接影响显著而直接影响不显著;相关性仅对持续搜寻有直接影响;单一性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影响均不显著。

我国乳制品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的研究

[目的/意义]乳制品是每个家庭的重要营养食品之一,然而其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如何,目前的学术界尚未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方法/过程]基于1 601家乳制品商家的408 255个调查采样数据,借助网络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乳制品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开展研究。[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乳制品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较差,整体存在较高的食品安全隐患;(2)线下不同类型商家销售乳制品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参差不齐,食品安全隐患集中于一般商家和小卖铺;(3)线上购物网站销售乳制品的食品安全信息透明度过低,食品安全隐患最为严重,国家对线上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监管亟待强化。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的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河北、山东、湖北、河南、四川、广西和甘肃等7省9地区827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消费者对不同类型食品安全信息的关注度情况。

政府规制与食品安全信息披露

以2008—2010年沪深两市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食品生产者视角,在揭示政府安全规制下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状况及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配对样本差异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的推进显著提高了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高管的平均年龄和技术背景以及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与政府规制共同影响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制度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存在公布主体分散、信息内容狭窄、公众参与缺失等问题。域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至关重要,信息发布主体以统一发布为宜,信息内容以公开为原则。我国《食品安全法》设立了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公布制度;构建了"统一与分散相补充、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信息发布网络;将食品安全信息分为"重要信息"和"日常信息",前者由卫生部门统一发布,后者由其他监管部门分散发布。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制度,应落实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通报,设置"信息公开内部申请程序";通过法规和规章进一步明确列举主动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的内容;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网站。

法治视角下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责任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三元结构当中产生的大量行政关系唤起了行政法发展的脚步。近年来相继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利益,食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乃其根源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政府统一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列入调整范畴。由于硬件和软件设施尚未成熟,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效率低下、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2010年11月《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颁布,意在对政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行为加以进一步规范,试图在市场交易的自由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之间达到平衡。这不仅是给处于信息获取弱势地位的公民消费者以合理保护,也是追求实质平等的现代法治的体现。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困境之破解——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相关法条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信息公布制度的相关修改不仅未能达到弥补消费者信息劣势的初衷,反而偏离了"提供更多更及时的信息"的方向,限制信息需求、减少舆论监督,这非但不能破解制度困境,还将引发更多风险。政府不是唯一更不是最佳的信息提供主体,增加食品生产者的信息公布义务,让政府和社会回归监督角色,才能破解目前的制度困局。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规制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及补救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体系是公民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规范性保障。规制措施是否有效、信息给付是否充足,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好的公民参与机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颇多,惟缺乏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这将会导致食品安全信息规制的体系在结构上仍然维持传统的"规制机构——食品生产经营商"的二元对立,行政垄断性的管理色彩过浓。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内部流通机制探究

食品安全信息内部流通是指食品安全信息在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机关之间的流通。我国有关食品安全信息内部流通的法律规范粗糙,各监管部门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并由此导致信息割据,食品安全多头管理与信息监管统一化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从实践来看,各地通过颁布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报告与通报、交流协作和会商等制度,但仍不能确保信息内部畅通,建议创立内部共享平台、增设内部依申请信息公开程序以及适当引入收费机制。

食品安全信息的最优披露策略研究——基于制度模型的均衡分析

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批露策略,从21世纪初中国进入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开始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相关争议可以溯源到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责任方、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负责报道的媒体被合并为同一个利益主体,因此,在封闭的媒体环境下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负面信息进行公关性报道,成为一个内生性选项。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之后,虽然法律明确了食品安全信息向上逐级汇报的主体责任,以及媒体报道相关信息时需要遵循的规则,但对于各级责任主体究竟该如何向广大消费者披露相关信息,却留下了很大的模糊空间。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食品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主管部门三个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披露制度模型,并分别针对满足食品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政府追求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等目标的均衡条件进行了求解和讨论。结果表明:食品企业会把食品安全的负面信息元与公关性信息元组合披露,避免负面信息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消费者所需的最优披露策略是每个信息元单独披露,也就是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政府所追求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所需的信息披露策略,虽然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但政府逐步放开对媒体的管制,增大媒体自由度,始终可以提升社会总福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要将各利益相关方所执行的信息披露策略,均统一到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上,可以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对于确定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的制度要件价值,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析论

食品安全的多元主体的管理与治理是基于食品安全信息的共享。我国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并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共享的机制。但是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食品安全信息的分类标准不明确;多元监管主体的职能不清,发布信息范围难以界定;监管部门之间的通报与报告机制不协调;食品安全管理的协调机构信息协调缺乏法律依据等。为建立有效的、通畅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我国应修订《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明确食品安全信息的范围;明确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的范围;建立统一的信息安全发布平台;完善监管部门的信息通报与报告机制;各监管部门应建立专门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及强化信息沟通的法律责任设置等。

政府食品安全信息供给:责任、路径与对策

食品安全信息的有效供给是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关键。文章从信息不对称、公共性、社会共治三个方面分析政府食品安全信息供给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指出政府食品安全信息供给的路径,并提出推进食品安全信息有效供给的对策: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加强消费者食品安全知识教育,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

论新媒体时代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与监督预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媒介形式正在发生改变，凭借独特的数字技术特性，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广泛渗入并影响着现代人的媒体行为与社会生活。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和自媒体的变化，为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预警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政府履行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义务是解决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需要。我国现行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披露主体不明确、披露范围不足、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等缺憾,应借鉴他国经验,通过建立或完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信息同意披露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进一步完善政府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