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论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作为一种实定法层面的共同治理形态,是一种在多中心、多元化协同架构中,推进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行为过程。探究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要义,旨在围绕特定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目标,将所涉共治主体界分为监管主体、责任主体和权利人这三类,以为共同治理确立必要的主体结构范型。进而尝试厘清各类主体在相应治理活动中的具体结构事项,以推进不同共治主体之间管制权力、自我约束与行动自由的良性协作。承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即为监管主体,应通过可预测性、确定性和一般性维度的权威预设,来科学配置、协调各方监管力量。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与食品安全第三人即为责任主体,前者作为主体性责任主体应明晰其内核性保障义务,后者作为外延性责任主体应明晰其衍生性保障义务。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中的食品消费者即为权利人,应明晰其参与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的监督型、交流型与教育型这三种参与形态,以充分发挥权利人在具体治理活动中利益平衡的制约作用。

农村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实证分析

农村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改善农村食品安全环境的必要举措,可通过对样本地区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展开实证分析,进而探寻推动农村消费者切实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手段途径和保障途径。手段途径立足于提升参与能力,应根据农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状况,改善农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重要性与关切度的基本感知、对基本食品安全知识的必要认知和自觉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责任认知。保障途径立足于建构参与空间,应根据农村消费者对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认知状况,设定参与目标规范、参与积极性规范、参与内容规范和参与方式规范。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逻辑诠释

消费者参与不应仅是抽象的概念逻辑臆造,更应是对食品安全监管困境探究、试错之后的现实创新存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兼具社会性和保障性两大属性,消费者参与既可体现为一种理想类型、制度设计抑或正义衡平手段而成为实现社会性的先决条件,也可体现为一种现实需求、可行途径而成为实现保障性的必然选择。故而社会性决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消费者参与,保障性决定消费者需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这两类属性共同决定了消费者参与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应有之义。

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模式下的作用与机制——评《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作用研究》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单一的主体监管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调动企业、公众、新闻媒体等多主体力量,使其共同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形成立体全面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更好地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良好保障。其中,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监管力量,应当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性,主动担当起监管责任,发挥喉舌作用,坚守底线原则与职业操守,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支持。

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各方合力

今年以来,河北省沧州青县“瘦肉精”事件、“小龙坎”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杨国福”麻辣烫店、“奈雪的茶”奶茶店、“大润发”超市等企业曝出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食品安全工作关系14亿多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坚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闻媒体要做守望者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近年来,国家深入开展重点领域的集中整治,加强监管措施,对不法分子加大打击力度,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发展方向良好。但一些边缘问题和潜在隐患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形势仍然严峻。主要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社会监督薄弱,信息不透明;食品的生产者分散,且部分生产者素质较低,生产技术水平较落后。这导致政府监管难度极大。所以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只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而是与每一个消费者都息息相关。

山东宁阳入选2021年度全国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优秀案例

近日,由教育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食品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在大会期间正式公布,各省市30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杭政办函[2017]13号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杭州市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创新食品安全管理的“园区经验”领跑苏州——苏州工业园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创建工作巡礼

2017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示范片'创建试点工作,旨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格局。2018年以来,园区市场监管局以加快实践新形势下由餐饮单位自查自律、运营方日常管理、政府部门监管、消费者参与的'四位一体'管理理念,全面推进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工程建设.

浅析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路径

食品安全问题是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全民性重大问题。通过对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单一的监管模式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正朝着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发展,但在此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存在的困境以及促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发展的策略。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台州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台政办发[2017]29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台州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建设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2017年4月25日台州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建设实施意见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16]12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指导意见

浙政办发[2016]121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加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构建严密高效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新形势下织密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引导公众有序参与,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和公众获得感、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关于海关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几点思考

海关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平台是由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分别由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领衔,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海关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发挥作用并贡献力量。

聚焦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2023年11月11日,以“携手履责共享安全与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会议在北京举办。本届会议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由中国工商出版社主办。会议期间集中展示了2023年度面向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征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案例。为进一步发挥案例的复制推广价值,提升各地食品安全治理工作能力水平,本期半月刊特邀请相关案例提供者,从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数智赋能、行业协会、媒体宣传、科普教育等角度,分别结合具体案例介绍相关工作经验,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及食品安全治理各社会参与方参考借鉴。

组建专业协会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为了提高全市食品安全水平,在一批热心公益的市民、资深食品行业专家等有识之士的倡导、提议和呼吁下,2015年2月,经民政部门批准,杭州市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首创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协会,这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项创新举措。

以育促治 打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范本——记“江西食育”探索实践之路

食育作为典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不仅是一项教育事业,更是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江西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协调政府、媒体、社会团体等各类主体,深入实施食育普及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已初步建成“江西食育”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推广特色品牌,在国务院2022年度对省政府的食品安全考核工作中获得了加分肯定。

“市场监管+”模式织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

2022年以来,浙江省永康市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体,整合行业协会、监督员及志愿者等社会团体资源,探索构建餐饮领域“市场监管+”模式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网络。2022年,社会共治共组织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检查50余场次,出动检查人员4500余人次,覆盖餐饮单位1500余家次,检查问题2000余处,其中反馈监管部门138处,问题整改率达到95%以上。

坚持共治共享目标全力开创新时代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局面

近年来,上海市闵行区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为契机,进--步完善社会共治制度机制,不断创新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形式,深入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普及程度和广度,有力提升辖区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和获得感。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下好“四招棋”,夯实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基础。

来自农药的食品安全风险：农户的自我保护行为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英文)

本文调查了云南省某蔬菜种植大县417户蔬菜种植农户自家食用的蔬菜来源、收集了其中377户农户家中的776份用于自食的蔬菜样本并采用PR-12N快速农药检测仪定性检测了其中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情况,以研究农户对农药导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和自我保护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们知道在蔬菜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并且通过主要食用自家自留地中专门种植的不使用农药或者很少使用农药的蔬菜来规避这一风险。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来自农户自留地的蔬菜样本其农药残留阳性率(6.10%)低于来自大田(13.73%)和购买于市场的蔬菜样本(12.66%),后两种来源的蔬菜样本农药残留阳性率几乎是自留地蔬菜样本阳性率的两倍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9.69,0.005<P<0.010)。提示农户的这种自我保护行为在减少农药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方面有一定效果,然而,由于在商业性蔬菜种植中大量使用农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这种自我保护行为的效果是有限的。此外,农户的这种自我保护行为可能对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提出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产生消极影响。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之新探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公民权利救济制度是规范公民在食品安全法上的权利遭受特定主体非法侵害时,依法向有权机关提出请求,有权机关就是否对公民权利提供法律保护所做出决定的行为规则总和。它是一种覆盖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全过程的法律保护制度,是一种对公民所享有的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予以全部保护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对公民权利遭受多元主体侵害时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法应当以公民权利受到其他主体行为侵害为标准来设计权利救济制度。据此,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可以分为针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针对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业协会等社会权力主体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以及针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害行为的救济制度。行政法建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依据在于:《食品安全法》为之提供了隐含的规范依据;公民权利救济制度是充分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