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数字化治理下多主体食品安全动态策略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式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背景下,建立随机微分博弈模型,分析无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有政府补贴的分散式决策以及集中式决策三种模式下政府部门与食品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监管策略及收益问题,并结合贝因美公司的典型案例进行数值分析。研究表明:分散式决策下,当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补贴时,可以实现系统的帕累托改善;集中式决策下,政府部门和食品经营企业的系统收益能够实现三种情形中的帕累托最优,并且食品安全水平的期望值最高,波动最显著。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运作机理、实践悖论与风险规避

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乡村数字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具有多重实施路径,通过“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与“技术的现代化”,立体构成赋能进程的运作机理。在赋能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悖论具体表征为乡村数字化治理需求显现脱节情形、乡村建设基础设施伴生缺失风险、乡村数字化治理专业人才短缺、乡村数字化治理泛起内源动力不足、城乡之间数字鸿沟愈加凸显等客观现象,从而阻滞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实践进程。为消解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实践偏差,应实现治理内容的有效融合与治理需求的有效对接,助推数字设施的广泛普及与乡村资源的充分开发,推动专业人才的重点培育与治理主体数字素养的全面提升,促进内源动力的有效激活与公共合作精神的最终形成,提升新质技术的发展水平与赋能发展的制度保障。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治理效能评估研究

文章立足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时代要求,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历程政策工具基本形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组合的基本格局。采用国际惯常政策工具分类的概念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实施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GRA—VAR模型,综合评估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的平均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807、0.779、0.771;食品技术标准、政策宣传、投诉举报分别是9项强制型、12项引导型、4项自愿型政策工具中与食品安全风险总值灰色关联度最高的3项细分工具,关联度在全部25项细分政策工具类型中分别位列第4位、第1位、第2位。总体而言,强制型工具治理效能显著,而引导型和自愿型工具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据此,需要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工具体系,提高政策工具的科学性、靶向性等。

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快节奏生活方式的普及,近年来预制菜产业迅速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饮食解决方案。然而,这一新兴产业的快速扩张同时伴随着食品安全风险的增加,且这些风险主要集中在生产许可、加工经营、贮存与运输以及销售等环节。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分析了预制菜产业面临的主要食品安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旨在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降低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健康。

生鲜农产品数字化超短链的渠道风险识别与治理机制

为了更好理解和发挥现代生鲜农产品数字化超短链的渠道优势,需要加强超短链的渠道风险识别与治理防控。基于供应链渠道风险及其治理问题,系统识别由直销和分销渠道组成的超短链渠道系统结构与业务风险因素,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从时效、质量和数量风险角度探讨渠道系统核心业务的风险及其影响,得出相关治理机制。研究表明,超短链渠道系统具有典型的时间敏感性特征,当前阶段直销渠道抵抗质量风险的能力较分销渠道强,需要考虑渠道系统的辐射范围。研究结果深化了对生鲜农产品数字化超短链渠道风险内涵的认知,提供了超短链渠道系统安全、高效运营的路径和方法,对推动超短链渠道系统高质量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治理的向度、原则与进路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教育场域应用中普遍存在的潜在风险与治理难题,并以算法决策诱发师生认知坎陷、技治主义导致主体价值僭越、数字孪生加剧教育信任危机为具体表征。为有效规制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治理方案应将社会价值预设于技术设计之中,以韧性建构、多元共治、数字福祉为价值导向,以安全可靠、共生协同、相称认责为基本原则。基于此,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风险治理应遵循“刚性底线”与“柔性边界”相统一的治理逻辑,“人性复归”与“良法善治”相交融的治理理念,“责任规制”与“融通联动”相结合的治理策略。

食品安全风险传播与协同治理研究——以2007-2016年媒体曝光事件为对象

[目的/意义]分析我国2007-2016年经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的现状表征,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决策支持。[方法/过程]食品安全事件媒体报道影响着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解读和反应,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报纸、门户网站、微博、微信、政府舆情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等的收集、整理,研究其发生特点及表征。用描述性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利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并得出结果。[结果/结论]基于知识传播理论的探讨与解析,提出通过加强风险交流、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完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以提高全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认知素养,实现食品安全传播的合理化转型,达到协同治理的效果,维护政府公信力及社会的稳定。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治理模式的重构

新的食品法有很多进步,充分考虑到了科技发展对食品行业的影响,要求设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对食品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这种科学主义的法制理念顺应了世界食品法的潮流,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决定权彻底交给专家,其中预设了专家的完全理性和绝对"善品",这在科学程式和经验事实上都是欠妥当的。我们在肯定食品风险专家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可能缺陷。可通过增加公众参与、价值披露和专家责任等制度设计,弥补这种模式不足,实现专家与民意之间的风险沟通。

风险交流与食品安全软治理

对于食品安全风险,国内主要采用科学和监管两大工具进行硬治理,但这一模式是有限度的。首先,没有看到食品安全具有建构性的一面;其次,忽视了消费者认知特点,并且将其排除在治理机制之外;第三,无法规避地方政府和科学社群各自的利益追求。其结果是消费者的不信任和食品安全治理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食品安全治理的恶性循环,重建消费者信任,必须引入食品安全软治理。食品安全软治理是一种以信息为主要工具,以风险交流为主要手段,以重建制度信任为主要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为此,必须将风险交流制度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常规性和危机性风险交流。

交易成本、风险交流与食品安全的治理机制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范式,详细考察了风险交流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心理的重要作用。试图突破既有的风险交流文献的社会学框架,将风险交流纳入食品安全系统之中,成为食品企业的一种"关系治理机制"。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4个命题,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相关命题进行解释。拓展和深化了风险交流的理论内涵,对需要进行风险交流或风险交流较弱的食品企业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从“危害治理”到“风险预防”——由预防原则的嬗变检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

预防原则是一种先于危险发生的保护性思考,其意在防患危险于未然。该原则肇始于内国环境法,并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而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在"人命关天"隐忧下,预防原则逐步扩张到食品安全领域,并成为世界各国食品安全管理中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预防原则在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中虽得以确立,但在理念、原则及措施三个层面上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贫困"。由此,应提高风险管理意识,以预防原则作为正当化源头,整合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以解决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乱象"。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架构研究

本文在对"三鹿奶粉"事件及其原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风险监测与评估、社会多元参与机制3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并和《食品安全法》中确立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提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架构的设想。

风险社会中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二者存在着内生关联性。处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堪忧,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我国政府管制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存在着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偏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不合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效力的不足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评估的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应从面临的困境出发,在批判反思现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

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及协同治理

开展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是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促进跨境电商食品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6年8月—2020年10月我国12553例跨境问题食品通报信息统计分析,销售/餐饮环节、流通环节等是跨境食品安全风险主要环节,食品标签不合格、合格证书缺失等是风险主要归因。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形成风险表征关键词库,从系统方法论出发构建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系统框架,并运用扎根理论开发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指标体系,分析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表征主体、表征客体、表征渠道和表征情境。在厘清法律制度匹配不高、标签标准地区差异等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关键症结的基础上,通过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完善风险监管标准、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优化技术支撑环境、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落实多方主体责任,实现跨境电商食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

稳中求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风险防范与推进策略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需要兼顾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安全屏障。组织环境是基层组织生存的必要土壤,组织的运行受到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双重约束,造就了基层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动机。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权衡过程中,基层组织从当前阶段迫切的治理需求出发寻求数字技术赋能。在功能的持续拓展方面,对于边际收益较低同时可能产生更多风险的技术应用保持审慎的态度。在权衡的基础上,基层组织形成了有边界的转型策略,在效率提升与风险防范中寻找边界,从而谋求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平稳推动数字化转型。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嵌入式治理模式的构建

嵌入式治理作为一种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其不仅重视制度因素对组织变革的影响,更注重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在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文章总结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在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手段等与治理目标还存在“脱嵌性”的现实问题,例如,治理主体的单向性、治理手段的脱嵌性、治理机制的滞后性等,指出可以通过治理主体互嵌、治理手段双管齐下,以及治理机制长效化等途径,实现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嵌入式治理,重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模式。

创新风险交流模式提升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效能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焦点,容易激发社会风险,因此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本应通过预判受众反应、评估社会风险、前移交流关口、精准交流策略等方式方法,在实现促进科学共识、降低社会风险、增强社会信心等社会治理目标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面对当前食品安全社会治理大环境的变化,风险交流体制机制仍旧落后,尚未建立符合我国民众认知规律的交流方法学体系,经常“仓促上阵”,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甚至起到反面效果。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信息工具视角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事后监管为主的治理模式屡屡失效,监管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多方协同共治提供了良好平台,治理信息工具在互联网中可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依托互联网,通过多元参与、风险交流和风险预警可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水平,促进各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共识的达成。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公众树立参与治理的责任意识,政府应树立开放治理和云端治理思维,同时加强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肉类食品安全风险评级模型研究

目的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构建肉类食品安全风险评级模型。方法依据2020—2023年肉类监督抽查数据、食品召回数据、实验室管理系统数据和行政处罚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分析肉类食品的全链安全风险因素类别。通过数据治理手段,使用基于决策树的随机森林算法构建肉类食品安全风险评级模型。结果肉类食品安全风险评级模型的准确率达到90%以上,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基于模型分析发现食品添加剂和微生物指标的风险程度要高于其他类别,其中山梨酸、亚硝酸盐和胭脂红这3类食品添加剂具有较高风险,菌落总数在微生物指标中具有较高风险,在流通环节的菌落总数的不合格率要高于生产和餐饮环节。结论基于随机森林的肉类食品安全风险评级模型可以推断肉类安全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该模型可以为政府和监管机构提供风险管理方面的数据支持,并为监督抽检方向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