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犯罪形势分析(2014—2020年)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2014年至2020年涉及食品犯罪的刑事判决书为研究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从食品种类、供应链环节、危害物质、犯罪手段、犯罪空间和犯罪团伙等方面对我国食品犯罪现象进行分析发现:食品犯罪案件从日常、低利润食品向营养、高利润食品转移的趋势明显;食品供应链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的案件比重持续上升;毒害危险物的类型发生变化,新型危害物质层出不穷;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得到一定控制,扰乱市场秩序的食品犯罪有所回升;食品走私问题凸显,加剧了进口食品的安全风险。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和治理食品犯罪的重要职责,现阶段应当主动拓展线索来源,深入摸排研判;运用好法律和技术手段,精准破案攻坚;统筹国内食品犯罪的综合打击;参与国际食品犯罪的联合打击,用法治方式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湖州公安通报打击食品犯罪典型案例

浙江湖州公安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筑牢打击违法犯罪、保障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共破获食品类案件33起,其中省标案件4起。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量刑偏向考证——兼及刑事政策导向与法规范性之协调

通过对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司法判例的研究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基本犯罪情节大量适用轻刑,而加重犯罪情节频繁适用死刑,存在轻轻重重的倾向。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认定中存在明显的量刑反制定罪现象。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存在差异,在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中应当坚持罪刑均衡原则。量刑反制定罪现象严重违背法治理念,销蚀了基本的法律谨慎,应当摒弃。刑法抑或重刑无力承担起解决社会管理失范所引发的犯罪控制问题。

论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完善

在分析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立法设置与司法适用现状的基础上,指出食品犯罪罚金刑立法设置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诸多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方案,旨在罚金刑能在预防食品犯罪中发挥最大的、最佳的效果。

城郊地区食品犯罪之治理

当前,城郊地区食品犯罪猖獗,生产类、销售类食品犯罪高发。其中,高额利润是食品生产者顶风作案的主要诱因,城郊地区特有的社会氛围推动群体道德滑坡,城郊地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缺位推波助澜,城郊地区食品犯罪打击不对称加重其侥幸心理。为此,需要重建社会道德体系,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加强食品综合执法,坐实食品市场监管;提升城郊社会管理,完善城郊基础设施;规范食品犯罪侦查并提升其能效;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确保食品安全。

台湾地区食品犯罪刑法规制经验与借鉴

食品问题是关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大陆的《刑法》与《食品安全法》存在着规定协调性不足,对危害食品安全持有型犯罪的规制、刑罚设置缺乏合理性等问题。而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却积累了一系列丰富的经验,其不仅仅注重食品安全刑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范围广泛,在刑罚的设置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内容,扩大刑法规制范围、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刑罚设置、增设资格刑,以更好地发挥刑法规制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公安机关食品犯罪治理对策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当前食品安全形势较为严峻,打击食品犯罪刻不容缓。公安机关要保持对食品犯罪的严打态势,建立健全有效打击食品犯罪的体制机制,顺畅“两法”衔接,规范案件移送工作,建立高效的检测检验鉴定制度和涉案物品特别是涉案危险物品处置机制;同时加强情报体系建设,夯实食品犯罪治理的基层基础工作,切实提高打击效能。

论食品犯罪现象

当前我国食品犯罪呈现出总量上升、主体多元、涉及供应链各个环节、有一定地域特色、危害后果严重、持续性高、以获取非法收益为目的、犯罪黑数高等状况。具有多为"惯犯"所为、团伙作案较为普遍、职业化特征明显、组织较为严密、智能化程度较高、生产加工技术日趋专业化等特点。食品犯罪现象由生成性要素与表现性要素构成,呈现社会性、法律性、历史性、文化性、客观性和相对性等特征。

食品犯罪与行政执法

严格执法是食品犯罪治理的重要一环,它对于防微杜渐、惩戒犯罪、维护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食品犯罪的行政执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因应食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建设食品安全警察部队,有助于改变食品犯罪治理上“九龙治水”的不利局面、理顺食品犯罪治理上的行刑衔接、防控食源性疫病传播等;全面建立食品信息溯源系统,对重点行业、重要产品和主要供应单位强制应用溯源系统,对危害食品安全环节全程追责;在实行违法与犯罪二元治理的语境下,顺畅的行刑衔接,是食品犯罪治理的关键,是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实现机制;我国当前可以宣告“职业禁止”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在对食品犯罪的职业禁止上,充分体现了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密不可分。

食品犯罪群防群治探索

我国对治理食品犯罪采用了群防群治的策略。综述了国内食品犯罪群防群治的作用、组织形式及其存在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并述评了国外对社区警务的必要性、机理及公民参与社区警务的策略和手段的研究。总结了食品犯罪群防群治的根据和现状,剖析了食品犯罪群防群治管理体制、主体协调和经费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食品犯罪群防群治中管理体制、多元主体和经费保障等问题的优化路径。

试论食品犯罪的防控

食品犯罪的泛滥,透示着食品犯罪防控的缺失与不足。犯罪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食品犯罪的防控也不例外。一方面,对食品犯罪的预防的重心在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的良好建构;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食品行政监管、强化食品行政执法、加大食品犯罪打击力度,强化食品犯罪控制,进而实现对食品犯罪的综合治理。

多发性食品犯罪案件检测鉴定问题研究——以福建省食品犯罪案件侦查为视角

当前,在公安机关办理食品犯罪案件中,检测鉴定问题已成为困扰案件侦办的瓶颈。对福建省食品犯罪案件总体情况和食品检测鉴定现状的调研显示,从食品检测鉴定主体到检测鉴定标准再到检测鉴定结果运用的整个链路上存在着检测能力不足、周期过长、结果准确率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检测鉴定体系、司法协作、保障机制、办案指引等方面构建多维合作的应对机制。

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实践问题探究

在食品安全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现实下,"量刑反制"的思路悄然而生,具体表现为在区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分的过程中对"明知"的主观内容进行曲解。在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区分过程中,由于添加物质的标准不够明晰,也导致了罪刑关系的确定性被损害,甚至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关联行为被适当地确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基本犯罪的处罚较轻是符合实际的,但对于结果和情节加重犯应当慎用死刑。

生产销售食品犯罪几个疑难问题的认定——不卫生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罪名认定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的食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些食品的原料是食品原料,而不能是掺入的非食品原料;二是该食品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是指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区分两种生产销售食品犯罪的根本在于两个:一是毒源不同,二是掺入方式不同。

我国食品犯罪体系化治理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但是食品犯罪的治理还存在食品溯源和部门协作方面的法律规定较为粗浅、专业化队伍与协作欠缺、行业发展缺少主动性、溯源技术应用较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完善食品监管领域立法、畅通跨部门联合打击机制、建立专业执法队伍、引导食品行业协会形成制度约束、提升全民食品安全意识,组成体系化治理格局,进一步推动各环节工作。

论特定人群的食品犯罪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日趋完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到《刑法修正案八》,均对食品类犯罪的相关罪刑做了重点修改,从立法上更加有效地保障了对食品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实践中,司法部门立足于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严格审判食品安全类犯罪。探究如何实现惩治特定人群食品犯罪在罪刑法定与打击犯罪之间的统一,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超标型食品犯罪的处罚界限——以122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切入视角

122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数据显示,处罚超标型食品犯罪存在处罚界限模糊、未实质性考虑超标物质的社会危害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认定标准不一致等司法难题。为应对此困境,关于超标型食品犯罪的入罪标准,应采取动态标准说。具体而言,首先客观考察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在已有严重法益侵害后果的情况下,即可认定超标型食品犯罪的违法性。对于法益侵害程度并不严重的情形,应综合考察超标物质本身的危害性和民众的生活习惯。其一,在超标物质可以通过一般的清洗行为去除,而实际上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场合,不应认定刑事违法性。其二,在消费者没有按照民众一般的生活习惯或者食品的食用指引食用清洗含有超标物质的食品,从而导致危害人体健康的事件发生的场合,不应将该结果归责于食品经营者。

食品犯罪立法研究综述

国内对食品犯罪的研究自《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开始,其主要聚焦于食品犯罪的立法模式、处罚范围和法定刑的配置等方面,内容丰富而全面,对食品犯罪刑事立法得失的总结较为全面。国外对食品犯罪刑事立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立法模式、处罚范围和刑罚配置等方面,这与我国不同,可供我国立法借鉴。纵览国内外关于食品犯罪刑事立法研究的状况,可吸取理论研究与立法动态紧密联系、大数据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域外治理经验的借鉴等研究之长,在研究道路上继往开来。

CPTED理论下网络食品犯罪空间的防卫策略

[目的/意义]互联网已经成为食品销售的重要渠道,网络食品已经成为商家与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相关的犯罪问题也在不断滋生.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理论常应用于实体场景的预防,在网络空间同样具有应用价值.[方法/过程]基于对网络食品犯罪裁判文书的梳理,通过多维度的要素分析,挖掘网络食品犯罪空间的关键环节,并剖析犯罪原因.[结果/结论]在对犯罪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将CPTED理论延伸应用,通过数据治理驱动,提升虚拟空间的多元监视,构建"政府+平台"的控制接近、规范建设领域,强化为治理网络食品犯罪和维护网络安全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