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探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成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科学证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除了应确认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外,亦须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的实质进行界定。鉴于当前司法审判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较为缺乏科学性实质依据,易对刑事司法严谨性产生挑战,进而影响行政执法的独立性以及刑事司法衔接效果的稳定性。且科学证据的天然不确定性与刑事司法寻求确定性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特定物质的规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判定宜具备健康危害结果的应然推论、宜在个案中加强基于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建议,为更有效地规制相关犯罪提供参考。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或者明知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仍然进行销售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此罪的认定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因此,本文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研究视角,对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主要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重新诠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足以"并非表明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对所生产、销售的食品性质提出的要求,因而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也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主观上认识到他人将利用提供的服务实施犯罪,客观上也促进了他人犯罪实施的,根据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只要提供贷款、运输、邮寄、仓储、出租房屋等服务中立行为没有制造不被法所容许的危险,就不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共犯。

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切入

抽象危险犯与法定犯对法益保护的双重前置,使得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规定的法定犯的入罪更为便捷,而出罪通道不畅,从而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却容易侵犯行为人的权利。法定犯认定参考行政法制定标准的相对性为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预留了解释空间。应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合理构建抽象危险犯类型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实现个案正义。在实体法方面,应提倡法益的合目的性考虑,在具体案件的司法认定中适用"但书"进行实质解释;于程序法方面,在加强有效辩护、灵活适用酌定不起诉等制度的同时,尤应强调鉴定意见的规范适用。以刑事政策类理由直接出罪和由被告人承担犯罪不成立的证明责任不是妥适的出罪路径。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几个概念的辨析

《刑法》中对"生产、销售"的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既不会漏掉其他环节中可能导致严重危害的行为,也不会将危害实现可能性较小的行为纳入其中。"有毒、有害"在立法上并列设置是非常科学的,主要是为了突出有毒且有害,"有毒、有害"的认定只能(或最终)以鉴定结论作为标准。"食品"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法》中所界定的食品,二是它只是一个符号,是《食品安全法》界定的食品之外的物质。"非食品原料"字面上的不同理解并不影响违法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构成该罪。"掺"这个动作具有人为性,并且在该罪中也作抽象意义上的使用。

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之完善——以《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食品卫生法》已随之失效,但《刑法》有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变更,这造成了其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缺少应有的衔接与协调,难以满足社会现实及司法实践保护食品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应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的角度,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修改,以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体系。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抽象危险犯。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毒或有害食品的司法认定、主观上明知和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证明等问题,应当进行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的一体化思考和安排。

行政刑法视野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构成要件及诉讼程序之辨正

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政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改变这一定性,所以要坚持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刑法第144条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司法认定应该在行政刑法的语境内来进行:"生产、销售"要跟牟利性的经营活动联系考察才符合所侵害法益的性质,牟利目的应该是此罪的必备要件。"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安全标准"是包含关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是"有毒、有害"的应有之义,其认定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如此,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至于违反法治国家精神。

法经济学视角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完善

最新国家法治政策对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核心罪名且有关司法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有必要从法经济学角度考虑该罪的立法完善。因该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性转变,有必要将其调整至“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犯罪构成中行为主体应扩展至“经营者”、保护对象应细化至“孕妇”,并可匹配特定情形下的“非法持有危害食品安全的原料或添加物罪”。相关刑罚体系设计更应关注惩罚的效率与效益,可将过去的“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和生命刑为辅”的配置,调整为“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生命刑为辅”的布局,适时规定更为明晰的职业禁止刑罚,对牟利动机明显的犯罪者加大罚金等财产刑。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若干问题探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是指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规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本罪的对象是有毒、有害的食品 ,但特殊情况下 ,该罪的对象也可是非食品。主观方面出自故意 ,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司法防范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本。但是,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毒奶粉、毒馒头、毒豆芽、苏丹红、皮革奶、瘦肉精等等,无不令人谈食色变。因此,如何规制食品安全,净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的环境,将是国家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切入点,探讨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和司法防范问题。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分析

从本质上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司法适用的过程既是刑罚裁量的过程,又是法官之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流转的过程。法官需要确定犯罪事实,归纳量刑情节,考量法定刑幅度,最后方可形成基本判断。在量刑过程中,法官需要注意该罪的两个法定情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酌定情节,即需要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害性等因素。在刑事责任认定方面,该罪的刑事责任范围为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至于何谓"其他严重情节",法官可考虑累犯、手段恶劣、获利数额巨大、食品流通范围广等情形。

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罚配置之完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刑法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罪名,《刑法修正案(八)》曾对这一罪名作出重大修正,但是该罪名的刑罚配置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重刑主义思想流露,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探析该类犯罪的刑罚配置路径和方法,在进一步完善自由刑、财产刑的基础上,建议增设资格刑。

反思重刑主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罚量化研究

在重刑主义的影响下,《刑修八》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改也侧重于重刑,本文通过对相关判例的研究分析、国外有关法律规定以及修改前后的刑法进行比较,反思重刑主义,寻找更加宽缓、适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