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仪征籍《四库全书》馆馆臣研究

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历史见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逐渐形成盛世修书的通例。清乾隆时期,为全面总结、系统整理历代存世典籍,历时近二十年,汇集数百位饱学之士,在对先秦至清中期重要典籍辑佚、校勘、考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中华典籍集大成的《四库全书》,不仅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宏大堪称史上之最,还直接推动了乾嘉时期朴学之风的兴盛。论文以仪征一县之境为视角,希望通过对仪征籍四库馆臣的研究,窥探这一历史时期仪征的文风之盛。

“考证之所必资”——四库馆臣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接受与评判

《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陈振孙为其私人藏书所编纂的书目,是宋代三大私人藏书目录中成书最晚的一部,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提要撰写或简或繁因书而异,对后代书目编纂产生重大影响,是考察宋代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依据。自成书后,流传坎坷,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为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参考。四库馆臣对其类目设置、分类体系以及提要撰写模式多有借鉴,同时对其字句舛误与失考之处也有所指摘批评。

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四库馆臣对《礼部志稿》的删改及其政治寓意

《礼部志稿》是明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是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记载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朝将其收入《四库全书》,说明满清统治者对明代礼乐制度的认同与传承,但又不满于书中关于四夷,尤其是女直、元、蒙的"虏夷化"记载,于是对其进行删改。其目的一是为元、蒙"去胡虏化",二是隐匿女直臣属于明朝的史迹,三是改译四夷名物称谓,为虏夷"正名"。通过上述删改,来消除以往史籍对元、蒙、西域等少数民族记载中体现的"虏夷"色彩,重塑其形象,以利于清朝统治。尤其是为四夷名物"正名"之举,不仅见于《礼部志稿》一书,亦见于四库其他著录书籍,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影响深远,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形象工程",但也造成了异代四夷名物称谓的断裂。

论纪昀及四库馆臣的音乐思想

清代大学者纪昀及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为一百余种近千卷音乐文献撰写了两万多字的书目。在这些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崇雅黜俗、厚古薄今、重道轻技的音乐思想。这些观点代表了清代官方正统的音乐思想,与清代其他个人的音乐论著相比,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由于《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为目录学著作,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学者对其中有关音乐论述的关注与利用尚有待加强。

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 ,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 ,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 ,充满辩证色彩 ,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 ,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 ,显示出批判的锋芒 ,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分类的早期认知——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谈起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四库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处于四库馆臣纂修分类稿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过渡阶段,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撰者在对前代书目分类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反映了四库馆臣对传统学术史和学术体系的基本建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残本著录宋人笔记94种,并对这些笔记的书名、著者、版本及真伪等问题做了考订辨析,也就部分笔记在传布过程中的卷帙篇幅、文字增删等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考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著录情况,有助于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早期认知,进而全面窥探其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

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每部图书均撰有提要并注明来源,在撮举大凡、条列得失的同时,对部分图书的版本亦有所交代,但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主要包括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图书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鉴于别本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质量参差等问题,在遵循“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者”著录、“俚浅讹谬者”存目之原则的前提下,馆臣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同时,馆臣还利用别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补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馆臣对别本的利用,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

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看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体现了编撰者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崇尚仁义道德,视为治军之本;主张因势而变,注重实际实效,反对拘泥成法、纸上谈兵;重视武备;强调治军严明。这些军事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兵法的精髓,同时又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当时的军事思想水平。

四库馆臣辑佚宋人笔记的成就——以辑佚《永乐大典》所载宋人笔记为例

"笔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至宋代才日臻成熟。流传至今的宋人笔记大约有500余种,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文献价值。清代开馆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37种宋人笔记。这些笔记多是旧本久佚或湮没不传者,或可补史传之阙、于考证有益者。此外,四库馆臣还对所辑宋人笔记做了大量的校证工作,为后人的深入整理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以阁本提要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所记内容丰富,极具文献价值,而受到后世学人的关注,其中清人特别是四库馆臣与力甚多。四库馆臣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精神,著录并保存了很多'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的'说部之佳本',使今人得以管窥宋人笔记之概貌。通过观察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不仅可以廓清其对宋人笔记的学术认知,亦可对当今的宋人笔记研究产生借鉴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与王渔洋诗学——兼论四库馆臣诗学观

王渔洋主盟清初诗坛50年,其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对清诗的衍变演进走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王渔洋为批评中心,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批评,尽管有些地方不甚妥切,但也显示出四库馆臣独特的批评视野、批评标准、批评形态和儒家经世致用的诗学观念。

试析钱钟书对四库馆臣辑编《竹隐畸士集》的三则误判——兼驳(元)吴师道对宋代七体佳作《七进》的曲解

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卷三十二对四库馆臣辑编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提出批评:"以南宋徐似道《竹隐集》诗掺入""以元潘祖仁《七进图记》张冠李戴",又漏辑赵鼎臣之"洋洋大文"《游岱岳记》。这三则批评,第一则不确切,馆臣失误不在掺入"徐诗",而在于误解了《后村诗话》的诗评对象;第二、三则批评则更于事实不符,馆臣无错,倒是钱先生失检误判了。而钱先生的第二则误判,又与其轻信元代吴师道对宋代七体佳作《七进》人物及作者的曲解错释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库馆臣论西学——文明碰撞与冲突下的抉择

在传统儒家礼义道德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浓厚夷夏之防的四库馆臣们,面对中西文明碰撞冲突100多年,西学走入各阶层的事实,以及乾隆希冀总结西学来确立西学导向的意志,抉择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方针。即否定西学的学理,采纳西方的科技,并认为西学本源自中学。

四库馆臣的明清易代人物评骘

在清代前期的历史语境下,有关明清易代人物的评价无疑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一度成为政治禁忌,士子文人不可轻易触碰,而清廷则掌控着最终裁量权。明清易代,汉族士群出现忠臣与贰臣的两极分化。以乾隆朝为分野,清廷对出处异趣的两大汉族士群之价值评判发生深刻变迁。此前,清廷基于本朝立场,以政治之“顺逆”为人物评价标准,明之忠臣则为清之“逆民”,清廷对之软硬兼施,或羁縻笼络,或防范镇压,无所不用其极;而明之贰臣则为清之“顺民”,必百般引诱、驱使利用,极尽恩宠。此后则超越狭隘的本朝立场而以儒家伦理普遍准则之“忠佞”为价值取向,贰臣乃“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而忠臣则为“疾风劲草”“力矢孤忠”。清廷人物臧否价值取向之嬗变,在四库馆臣有关忠臣与贰臣的评骘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折射出清廷统治思想和思想统治的历史性变迁。

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

有清一代是传统礼学的极盛时期,文献整理研究蔚为风气,名家名著不断涌现,学术体系得以重构。其中,乾隆朝后期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乾隆“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朝廷陆续开经史、三礼诸馆,两代学人递次校刻和编修礼学文献,礼学重要问题逐渐得到朝野士林的全面关注。四库馆开,礼类文献的校雠著录活动较为突出:一则校办人员众多、所校文献广泛;二则校雠内容丰富、校勘方法多样;三则著录体例详备、分类构造完整。在武英殿校刊《三礼注疏》、三礼馆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及秦蕙田集诸儒编纂《五礼通考》等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开启了考证和经世双重面向的治礼方向,在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及清代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与经世思想

四库全书馆是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设置的规模庞大的修书机构。四库馆内人员复杂,学术纷争不已,但馆臣中起主要作用者,却都能理性地看待汉宋之争,并蕴含着经世思想,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和经世思想,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四库全书》能顺利纂修完成,而且对《四库全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库馆臣眼中的明代方志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对明代方志给予了肯定和嘉许。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四库馆臣肯定这些方志的原因。

论四库馆臣的礼学观及其学术史意义——基于汉、宋分野的视角

四库馆臣强调汉、宋分野,这在《总目·礼类》提要中表现得十分显著。四库馆臣主张三《礼》皆以郑注为宗,推崇汉儒重名物考证的治学方法,表现出鲜明的崇汉宗郑倾向。四库馆臣以汉学的治学风格为标准去评价宋学礼家及其著作,肯定其中能遵循郑注或讲究训诂考证的礼家,批评以意断制,空发议论,疏于考证的礼家。基于尊经崇古的立场,四库馆臣着力批评宋学礼家变乱礼经的行为。《总目·礼类》循着乾隆初纂修《钦定三礼义疏》的学术进路而来,继承了其以礼经世的精神,又综合了当时汉学家的治学理念,对乾嘉之际治礼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动了清代学术由理学向礼学的转向。

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