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明代翰林馆课研究》评介

张婷婷的《明代翰林馆课研究》一书,系天津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的有关明代科举史领域的最新力作。该书主要是围绕明代庶吉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考核方式——明代翰林馆课,进行研究和分析。其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将现存明代翰林馆课汇编进行了摸排;二是对明代翰林馆课的命题情况进行了合理分类;三是从翰林馆课的角度对明代高级文官培养制度——庶吉士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解读。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明代《高昌馆课》与汉语在西域

文章分析论证了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课》是明代西域各族人民中说汉语人口用汉字记写下来的重要文献材料;并借以证明,明代汉语在西域各地的通行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最终肯定了它在新疆汉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社会语言学价值。

从《高昌馆课》看明代汉语在西域的发展变化

明朝时期的西域,人口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汉语人口四散于各地,与畏吾儿、蒙古(瓦剌、察合台)等各族人民杂居一起。后来还有其他原因所致,汉民多有融入兄弟民族者。说汉语人口数量的逐渐减少,使汉语的社会通行出现了空前的弱势。然而,《高昌馆课》(以下仍简称"来文")不但证明汉语仍在西域通行,而且,证明汉语仍在西域正常发展和变化。

明代馆课评点与庶吉士培育——《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的评点初探

本论文以明代王锡爵、沈一贯等人所编《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论述中心,讨论此书评点馆阁文章的角度与内容,考察其对庶吉士的培育与引领,以呈现明代科举制度作养人才的多元风貌。此书汇编整合翰林馆阁名公之文及庶吉士馆课之作,加入名公及馆师之评点,深具实用性功能。藉由所附的评点,可窥见庶吉士教习内容,主要在于强化内在学力与德范的蓄养,并要求谙练时政,具备经世济民之能力,同时能揣摩写作庄雅典重的馆阁文章,以因应翰林院提供文词服侍的任务,立意颇为深远。

明代回鹘文文献《高昌馆课》的语言研究

本文以明代《华夷译语》回鹘文文献《高昌馆课》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明代翻译机构四夷馆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发展源流,分析了《高昌馆课》在《华夷译语》中的文献地位,对其中具有研究价值的语言材料进行了整理,考察了《高昌馆课》中各类关键词语的分布情况,以及汉文–回鹘文的翻译情况,以期为《华夷译语》的语文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馆课结合:思政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融合之新路径——河南工学院思政课教学改革实例

“馆课结合”体验式教学依托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各类实体或虚拟红色展馆,搭建起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支撑、融合一体的全新教学场景,开展互动式、情景式、体验式教学活动,让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仅在宏观上相关联,更在微观上相融合。该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在于做到教学主题突出、教学内容精选和教学流程新颖。

“四相簪花”在清代翰林院中的认同与书写——以馆课赋《金带围赋》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四相簪花”是与金带围相关的著名典故,韩琦、陈升之、王安石、王珪四人都先后位至宰相,作为芍药著名品种的金带围因此成为吉祥富贵的征兆。清代馆课赋以“金带围”为题前后持续百余年的时间。由于“四相簪花”的富贵气象与神奇巧合,这批馆课赋往往以金带围为吉祥富贵的征兆,翰林文士以此寄寓了对自身显宦荣通的憧憬和国家富贵太平的愿望。清代馆课赋常有同题不同时的现象,但《金带围赋》时间持续之久为它题之赋所不及。百余年间馆课赋反复以“金带围”为题,既与金带围自身的物象特征及由“四相簪花”赋予的意象意义分不开,也与馆课赋的颂扬本质有关。“四相簪花”所蕴含的吉祥富贵意义契合了大一统王朝下翰林文士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心理。

明代翰林馆课集的存世馆藏探究

明代翰林馆课集是辑录明代庶吉士在翰林院进学期间应试文章的书籍,作为制举类用书的一种,因为出版业的发达和社会的需要而在明代后期大量刊刻。之后,随着明清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不安,很多馆课集已经散佚。现今明代翰林馆课集的存世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所辑录的馆课文章却承载着明代高级文官培养制度即庶吉士制度的内在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明代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我们研究庶吉士制度和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河南平顶山煤炭高级技校图书馆课后向学生开放

平顶山煤炭高级技工学校,自1990年以来,将图书馆、报纸和杂志资料阅览厅对学生的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的12:00—14:30、16:00—18:30,真正地起到了面向学生、服务教学的作用。

明代翰林馆课的经世性探析——以军事类馆课为例

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明代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设了庶吉士制度,并将翰林院馆课作为主要培养方式,对庶吉士进行学业考核。虽然翰林馆课始终主要以诗文为考核内容,但是也经常以当时明代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状况进行命题,意在训练和培养庶吉士的经世政治才能,从而为有明一代培养了大批有作为的高级文官人才。军事类馆课即涉及兵制、北部边防、海防、地方平叛和物资储备等多个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军政现状和边防困境。

明代翰林馆课中的荒政议题简析

荒政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为应对灾荒而采取的救济措施和政策,其实施的得力与否,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应急能力,而且还关系着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的稳固。明代虽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荒政制度,但是到王朝中后期,这项制度逐渐陷入了执行不力的困境。翰林馆课作为明代高级文官培养制度——庶吉士制度的主要培养方式,经常以当时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为题对庶吉士进行学业考核,而荒政措施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刻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灾荒频发和荒政施行不力的现状。

明代后期翰林馆课集的纂辑和刊刻探究

明代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了庶吉士制度,而翰林馆课作为对庶吉士和同时进学之鼎甲三人的课业方式,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活跃,书籍刊刻市场繁荣,在民间士子、高级士大夫和书商等多方面的合力下,翰林馆课集获得了大量的纂辑和刊刻。虽然在逐利风气影响下,翰林馆课的刊刻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其刊刻和出版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对现如今研究明代的时政现实和庶吉士制度的意义重大。

明代翰林馆课与儒家经世实政——以王锡爵《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中心

本论文以明代王锡爵等人所编《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作为论述中心,讨论此书对于儒家经世理想的追求与实践,以及所彰显明代朝廷培养实政人才的部分作法。此书藉由汇编整合翰林院庶吉士馆课的诗文创作成绩,强调馆课对经世理想的实践,显示翰林院的庶吉士教习成效,足以为国家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其方法包括在书名上突显馆课的"经世"功能,在内容选取上扩大范围,纳入馆课之外,明初名臣或未曾任职馆阁的名臣诗文等,使全书更增份量,避免空谈。但也因之造成此书选录范围过宽,是否可以呈现庶吉士真正的馆课成效,或能锤炼庶吉士经世识见与才能,均不无争议。

李流芳兄弟的经世志业与困境——由李名芳的馆课谈起

本文探讨晚明嘉定士人李名芳、李流芳兄弟的经世志业与人生困境,藉以一窥当世士人对纷乱国势的思考、经世济民的情怀,及对自我的期许与去取之道。李名芳天才横溢,考中进士,选入翰林,却迅即陨落,然其所著馆课,涵盖内政、外交、军事诸领域,有自我省觉、君臣分际、谋国之道等体察,能衡情度势,正反立论。李流芳勉力求售,欲遂经世志业,却屡困场屋,虽以生民为念,忧心国危,最终仍选择退藏山林。李名芳之子刊刻其父《李翰林遗稿》,李流芳亦在病榻亲手编纂《檀园集》,他们是晚明困顿士人的缩影,无法'立德''立功',而以'立言'寻求不朽,对后世发声。

晚明嘉定进士李名芳的翰林馆课考述

李名芳,字茂材,嘉定人,自幼天资聪颖,兼擅诗文,是晚明士人中的佼佼者。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接受馆课教习,以备日后大用。却不幸染病,迅即殒落,身后虽有《李翰林遗稿》、《李翰林集》,惜已亡佚。笔者因从事翰林馆课研究,由四部馆课汇编中辑得其馆课文章六篇、诗歌三首,经过逐篇考述,得见其馆课文章涵盖内政、外交、军事诸领域,有自我省觉、君臣分际、经国治术等的多方研求,立论委婉谨慎,能衡情度势,掌握分寸。其馆课诗歌精心遣词,擅于布置,尤能展现真情实性。可惜天命所限,难以成就思想及论述体系,无法更显用世事功与诗文才情。

“先向龙池霑帝泽,愿歌鱼藻乐皇风”——从翰林院时期的诗文管窥董其昌仕宦初衷

晚明山水画家董其昌及其艺术,在20世纪受到多种时代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左右。时至今日,我们对他的认识虽然渐趋全面而客观,但"上流无用"、"朝服山人"等极力否定其政治抱负的偏见,依旧弥漫在当前学界。即便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董其昌短暂的政治经历是不可忽视的,却始终没能切实地呈现出他的仕宦初衷和内在的政治理想。其翰林院期间大量的"阁试"、"馆课",以及政论文章的史料价值,不可小觑。

扬名之重与传世之轻——论明人文集中的科举文体

明代科举对士人生活影响甚大,科场文字进入士人文集是必然之事。考察明人文集中科举文体的存在状况,有利于理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会试之榜首——会元作为科举和文化精英,其文集具有典型意义。在现存明代会元别集中,八股制义近乎绝迹,可见明人并不认为这一文体具有传世价值;策论一般作为彰显身份的表示,殿试策尤其如此;馆课乃是特定环境下的职业性写作,比较特殊。科举文体在文集中的存在状况说明,它们在士人的文学观念中并不处于较高的价值层次。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

在科举取士的基础上，明代创立了庶吉士制度。有明一代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培养三年，优者留为翰林官，次者出为科道、六部主事等官。这一制度在选官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制度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