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行政机关党组制与首长制关系辨析

党组制是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实现党依法执政的重要组织形式。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党组集体领导与行政首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二者分属两套逻辑不同的决策组织体系,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决策职责权限、程序安排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本质上体现为行政机关中党的领导作用如何具体发挥的问题。党组集体领导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其进一步完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执行机制予以衔接和协调,即党组决定前置于行政决策的程序安排,党组议事规则、决定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党组成员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等,才能更好地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的有机统一。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双首长制”实施机制的完善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行政长官既是特区首长又是特区政府首长的“双首长”角色。这种角色设计使行政长官成为联结中央管治权和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重要枢纽,落实“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关键角色。实践中由于相关机制不完善,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的形象没有完全树立起来。阻碍“双首长制”下行政长官超然地位实现的主要因素是,其作为特区政府首长陷入政府与立法机关的制衡关系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正确认识香港特区政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行政长官负责制的机制。建议制定《行政长官特权与豁免条例》,充分发挥行政长官的应有功能,推动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首长制与委员制的结合

行政机关的结构(或称体制),有各种不同的型态。首长制和委员制就是近代国家的行政机关按照其最高决策的人数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两种基本型态。这两种体制各有优劣。首长制的主要优点是责任确定,事权集中,指挥灵敏,行动迅速,而且易守机密。其缺点主要是一个人的智能精力有限,对问题的考虑往往欠广博周详,另外无人牵制监督,易于独断独行或营私舞弊。委员制的优劣正好与首长制相反。因此,一般认为,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实施与完善——重庆市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各地的行政首长问责力度明显加大,其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增强了执政为民的意识,提升了问责效果等。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如:异体问责缺位,问责范围及内容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责任认定随意性大,责任处理方式缺乏层次感。因此,应按照如下思路完善行政首长问责制:界定问责主体,确定问责范围及内容,规范问责程序,明确责任认定标准,改进责任处理方式。

山西矿难预防中行政首长问责制的不足与完善

山西是煤炭大省,又是矿难频发的省份,发生矿难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监管不力。为了遏制矿难的发生,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的行政首长问责制还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已有规定没有得到落实等弊端,我省应从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转变政府角色、完善矿难发生的事前防范机制、严格各级官员在矿难预防中的行政责任方面来完善矿难预防中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度。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之价值意蕴及其技术性改良设计

源自地方实践创新而萌生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最终被上升到法律层面正式确立,和其内在深厚的价值意蕴密不可分。然其良善运转,尚有诸多障碍,检视其从文本到现实运作内存的困境,分析症结所在,并提出切实妥帖的技术性改良方案,有助其发展成为一项稳定且成熟的制度。这对于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宏图伟业不无裨益。

人大选举制度中的行政首长竞选制探讨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稳步进展,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差额选举逐步落实、代表素质提高、人大职权尤其是监督职权强化等.但具体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仍需进一步完善,如在选举制度中我国虽然规定了差额选举,但没有竞争的差额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显然我国运作的差额选举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效用.差额竞选对民主完善、权力制约特别是行政权力的制约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选举中实行竞争是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扬人民民主的需要.在实践中,它既具有了实现的必要性,也具备了基本的实践条件.

双首长制有普适性

军队中,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的政委制度,是蒋介石从苏联引进的。当年,苏联红军中,不少军事指挥员是从沙俄旧军官演变而来的,动不动就哗变闹事,需要派一批政委监视他们。蒋介石考察后觉得这套制度不错,就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

机构改革后,4部委结束“双首长制”

8月3日,司法部官网显示,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唐一军的职务调整为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同时,原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袁曙宏不再担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其职务显示为副部长。除司法部以外,记者梳理发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和国务院直属机构中的正部级单位里,自2018年3月机构改革以来,共有4个部委从“双首长制”过渡到“一肩挑”。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困境研究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1982年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行政领导决策制度。保证行政首长更好地行使职权,在个人决策失误或造成重大不良后果时追究其责任,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责任主体困境、问责范围困境、问责的程序困境、问责的文化困境以及问责的配套制度困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行政首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承担的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行政首长问责制就是看行政首长是否认真履行了行政责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决定实行行政首长问责制,就是要督促各级、各部门行政首长更好地履行行政责任,依法行政。为进一步推进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实施,笔者就行政首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路进行论证,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与见地。

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完善研究

在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自实施以来,各省市行政首长的出庭应诉率均不断升高,各地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率也逐渐上升,推动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给我国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又逐渐显示出了行政首长“只出庭,不出声”、行政首长应诉的时间成本高等不足之处,亟需不断完善。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法制完善的路径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问题最初由地方兴起,在部分省市得到了初步发展,最终由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文件中予以明确。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式纳入到了法制的轨道中。实施近两年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同时依旧存在法条规定不明确和行政首长出庭参加诉讼而不答辩的情况,仍然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对法律规定不完备的地方予以完善,为健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法制建设提供路径。

建立地方行政首长问责制

2004年有多名政府官疏于管理等问题受到免职处分。为了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首长依法正确履行职责，防止和减少行政错误，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冶政府，建议应该在地方全面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其目的就是要实行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和责任相适应、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原则。问责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决策失误问责、

温家宝强调：行政首长问责制重点要抓好五项工作

日前，温家宝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对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海南全面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

海南省今年开始在全省全面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的主体为省人民政府，问责的对象为省政府所属部门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同时规定，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试金石是什么？

继重庆市于2004年首次推出行政首长问责制之后，各地陆续有类似的制度规定出台。深圳市最近也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使“问责制”再次成为政府改革领域中一个引起注意的话题。

领导风格与军队治理——基于军政双首长关系中介作用的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军政首长的领导风格,以及军政双首长关系如何在领导风格与军队治理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为军队治理提供实证性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146个部队的146名士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调查发现,军政双首长关系对领导风格与军队治理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当军政双首长关系实性和谐时,军事主官领导风格对军队治理没有显著性影响;当军政双首长关系虚性和谐时,军事主官人际取向领导风格对军队治理产生负面影响,政治主官任务取向领导风格对军队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充分认识军政双首长实性和谐关系对军队治理的重要性,加强政工干部人际沟通能力和情绪调适能力方面的培训,在可能的情况下,注重军事政工首长领导风格的测试与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