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1997年7月1日,我国终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基本法》作为香港的宪性法律基本得到贯彻,但其中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至今没有得到落实,给国家安全造成漏洞。本文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等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行研究。从2002年至2003年的立法实际情况出发,对立法失败原因和后果加以分析,并对未来立法提出建议。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研究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根据香港立法会的立法程序,第23条立法需依次经过提案程序、三读程序以及生效备案程序。香港特区政府在2003年首次进行第23条立法时,在提案程序与三读程序中存有不足之处。近几年的香港立法会"拉布"现象给第23条立法程序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结合过去第23条立法的经验以及现在第23条立法的阻碍,未来第23条立法应在各个立法程序作出相应的改善。在提案程序中,香港特区政府应引进非政府机构并发布白纸草案。在三读程序中,香港立法会应遏制"拉布"行为,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应巩固与政党的合作。在生效备案程序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监督确保第23条立法质量。

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谋划《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的思考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中央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然而,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香港特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区如何基于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之考量,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高质量立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香港国安法》与依《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立地方法之关系辨析着手,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衔接之必要性,提出衔接之具体办法,以期对香港特区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供参考。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法哲学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灵魂。随着中国澳门国安法修订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完成,国家安全概念在“一国两制”范畴中得以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特别行政区国安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中国香港23条立法本身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制度运用。中国香港23条立法既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法治课题。对比2003年立法,2024年的23条立法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贤能本质和治理效能,更折射出中西方在中国香港平台之文明与制度影响力的变化,是世界体系权力转移的一个缩影。中国香港23条立法具有科学性、民主性且按照普通法方式完成,属于综合性的本地国安立法,既衔接上位国安法规范,又整合本地涉国安条款,更注重对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国安立法与判例经验加以研究和借鉴,为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美西方对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干预、批评甚至制裁是典型的霸权习惯和双重标准,缺乏基本的事实与法理依据,必然遭致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当反制。中国香港23条立法统筹发展与安全,回应和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中国香港繁荣稳定,促进中国香港由治及兴,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法治里程碑。

香港现行法律和基本法第23条的关系:兼论适应化立法路径的可行性

以单一法例形式进行的第23条立法尚未完成,并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宁的法律就是空白。《刑事罪行条例》的部分条款可通过替换解释实现对叛国、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行为的规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已经依据《社团条例》取缔主张“港独”的组织,并循《公安条例》起诉非法集结、暴动及煽惑集结或暴动的违法行为。通过梳理现行法律,本文认为第23条立法可循“适应化模式”的分散立法路径——激活、修订及整合现有法例:对不抵触《基本法》的原有法律,分阶段进行适应性解释,激活沉睡条款设立先例;对现行法律中的国家安全立法空白,通过修订旧法予以完善;对欠缺准确定罪量刑标准的罪名,上诉法院可明晰定罪要素并细化量刑指引。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的法理分析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未使用"授权"的语词,但属于授权条款,特别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属于特别授权立法,中央监督特区立法的过程及其实施,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原则,明晰特区居民的权利界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对第23条立法负责,应主导第23条立法。

中央保留原则下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本文以《香港基本法》文本为解释对象,以中央保留原则为研究视角,论证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中的七类违法行为是中央相对保留的立法事项,第23条立法应当符合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授权目的,中央对第23条立法的内容介人并不违背"自行立法"。

香港“23条立法”阶段性押后

其实不应该存在是否要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异议。危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包括立法前期工作的不足，以及香港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躁动。

体系感和立法理由——评《专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3条和第A8条

《专利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23条第1款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同样的外观设计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并且对于所属领域的设计人员而言，与现有设计相比或者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有明显区别.

生产、销售假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为视角

近些年来,假药伤亡事件层出不穷,触动着广大人民群众脆弱的神经,与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内涵相违背。生产、销售假药违法犯罪的严峻态势迫使刑事立法作出回应,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及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通过《修正案(八)》第23的立法意图、生产、销售假药罪客观方面的疑难问题、主观罪过及其立法完善进行阐述,以期能明晰相关问题,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香港基本法知识问答

中国政府对香港已经恢复了行使主权,为了方便各位代表对香港的了解,特编辑香港基本法知识的有关问答,以加强代表们对香港基本法的学习、理解和掌握。

“后占中”时期香港教育政策调整问题

在香港"占中"运动中,教育界起了重要的负面作用。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教育政策的调整,而这一工作又要与国家教育主权的维护和23条立法相衔接。

遏制“港独”之立法构想

香港回归以来,"港独"之声不绝于耳。本文首先立足于刑法解释学的视角,讨论"港独"行为的具体形态和违法性。"港独"行为有多种表现方式,其共同特征是主张废除香港《基本法》,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统治,意图"香港独立",将香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此类"港独"主张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明确违反了《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也构成了香港本地《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和意图叛逆罪。层出不穷的"港独"活动使香港经济和社会秩序不断受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安全立法,"分裂主义者"至今仍未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基本法》第23条的相应国家安全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当尽早提上日程。在汲取23条立法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社会参与等角度提出了遏制"港独"的具体立法构想。

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犯罪调查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基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依法打击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地区安全稳定问题提供了可借鉴模式。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办事机构,可以依法独立行使犯罪调查权,并且调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给内地司法机关处理,由此便涉及调查权行使、诉讼程序衔接等问题。为确保该机构高效行使职权,应当进一步明确调查权的侦查属性和行使方式,构建并完善此类案件的强制措施审批程序、补充侦查程序、不起诉决定程序、律师帮助程序等,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有效开展。

防卫型民主理念下香港政党行为的规范

回归后的香港,政党法治化体系一直未臻完备;加之"23条立法"长期未完成,政党行为的法律规制存在潜在的漏洞。香港作为代议政制的后发展地区,正处于民主转型期,完全有必要通过积极借鉴民主先行国家的民主发展经验,建立起一种防卫型民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政党法治化体系;尤其是在保障结社自由的前提下,有必要建立针对特定政党之宪制性规范机制,以巩固自身民主发展的成果,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立的其他重要核心价值。与此同时,香港特区在对该机制进行具体设计时,应对相关权力之运用进行适当的规范。

全面正确认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政制发展的决定

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作出解释；当月26日又作出关於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2007年12月29日再作出关於2012年两个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用最近吴邦国委员长的工作报告上的话，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对基本法及其附件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并通过相关决定，对保障基本法正确实施、推进香港民主健康发展、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