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小说展开的本地化进程,在"跨越1949"的背景下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其"超乎商品化与政治化"的文学理想及其实践,不仅保存、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传统,而且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重要课题的经验。本土作家为香港城立传,关注香港里街小巷普通民众的生活,以沉积于小街里巷的香港"乡土"经验作为香港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坚实的立足点,不仅超越当时香港"政治化"状态,而且使香港文学走出海派文化的影响,而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南来作家在"文艺范式之执守"中延续了现代文学的多种传统,并在香港开放的都市环境中使现代主义文学等传统得到拓展,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由此获得了成熟的形态。"文艺小说"和"通俗小说"互为压力,促使对方提高,以其"跨地域性"的"本地"特色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学"传统。

论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以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为考察对象

"混杂性"是回归过渡期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然而,当我们重新将"混杂性"放在香港文学场域进行考察时,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隐含着认可西方文化价值标准,从而突显自身"主体性"的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过"夹缝"和"边缘"这两种视角潜在表达这一诉求。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实现这一诉求。与其思考如何逃离各种文化中心主义,还不如搁置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对抗,用中华文化价值标准作为重新思考研究"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方法,将目光聚焦回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反省如何将百年以来的殖民历史经验融入作品当中,以此作为回归后香港文学能真正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出发点。

香港小说中的城市想象与想象中的香港城市

在摆脱殖民地身份及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中,香港小说中关于城市的想象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从长期以来基于被殖民身份产生的"失城"意识,到经济转型期前后顺应本土化趋势形成的"我城"观念,再到回归前夕不知何去何从的"浮城"心态,作家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这座城市进行着重建与重塑,引导着人们对于香港的理解与想象。香港小说中不断强化的城市意识和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城市想象,极大地唤起、回应并巩固了港人的本土自觉性,从而帮助香港建构起独立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品格与城市文学形象。

香港小说的可读性与局限性

香港小说的可读性较大,有多方面的原因:通俗小说比较流行,纯文艺小说也很好看;大都贯串一条人道主义红线;既是都市文学又是乡土文学;形式、风格多样,流派纷呈;语言流畅。香港小说的局限性也很普遍:内容往往单薄,思想含量不足,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玩弄技巧等;低级趣味比较严重;有个别作品或空洞无物、内容稀薄,或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或陷入凶杀、乱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就《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敬答范伯群先生

就《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敬答范伯群先生:1、《香港小说史》的著者在该书以及其他文章中,对金庸的评价具有一致性、连续性;2、"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的划分并不科学,要逐步扬弃这两个概念;3、因论述范围所限,黄小配等人的章回小说未能涉及,拟在第二卷中加一个附录对其作专论,以资弥补;4、著作在资料工作方面主要有清理香港小说的资料状况和发展脉络、以及发掘被遗忘杂志的成绩,而遗憾也有不少。

“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小说

"九七"回归后的香港小说在延续1980年代以来自身流变脉络中"移形换步",其叙事很少渲染"九七"回归的政治意义,而继续演绎着寻香港"真身"而难得的种种寓言。"九七"背景下寻常百姓世俗日常世界的开掘,都市乡土魔幻现实主义的探寻,新生代作家创作有增无减的实验性、探索性和对"民间情义"的书写,都构成了"九七"后香港小说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展示了香港小说的新起点。

二十世纪香港小说与外国文学关系浅探——以刘以鬯、也斯、西西为例

香港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文化空间上的开放，使得香港文坛与新兴外国文化思潮的接触交流，比大陆和台湾都较为迅速和紧密。以小说为例，自 50年代以来，香港就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刘以鬯、也斯、西西三人，被认为是实验性较强的作家。当然，香港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时并不表现为单纯的摹仿，他们有借用，有增删，有附和，也有反驳。

二十世纪香港小说与外国文学关系浅探——以刘以鬯、也斯、西西为例

香港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文化空间上的开放,使得香港文坛与新兴外国文化思潮的接触交流,比大陆和台湾都较为迅速和紧密.以小说为例,自50年代以来,香港就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刘以鬯、也斯、西西三人,被认为是实验性较强的作家.当然,香港作家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时并不表现为单纯的摹仿,他们有借用,有增删,有附和,也有反驳.

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看回归后的香港小说

董启章的二声部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近20年香港小说最重要的收获。它对香港人城相依的历史的独异叙事,对城市魔幻现实主义的大胆创造和深入开掘,从日常物件历史中呈现的城市审美感觉的丰富性,都反映出"九七"回归后香港小说延续自身流变脉络中的"移形换步"。此时期其他香港小说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创作追求互相呼应,展示出回归后香港文学的新起点。

情伤碧海明月——论徐訏的香港小说

徐訏的香港小说始终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这与他自由知识分子的定位、过客的创作心态以及与香港都市的疏离密切相关。

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场域中的权力关系

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的亚场中充满了符号权力的斗争。当代香港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对权力的争夺是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特殊性形成的直接原因。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正极与负极的界限含糊不清;"输者赢"定理在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的场域中的失效;当代香港小说在大陆传播的场域中两极对立的消失。在对大陆的文学传播过程中,相比当代香港严肃小说,当代香港通俗小说无疑抢得先机,成为传播的主流话语,并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混杂性:流徙空间下的香港文化身份特征——以19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为例

混杂性是"香港"这个流徙空间内非常重要的文化身份特征。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可知,香港应被视作"成为"的过程和"开放"的意符,作家们的身份认同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关系性、叙事性和想象性。因此,各种"香港"的故事既是复数的,也是"开放的能指",共同展现出这座都市日新月异的景观。

“香港书写”与传统再造——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为例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香港书写”,其表现出来过度内在化的倾向和过于西化的创作技法使香港文学在“重塑人文香港”的路上面临自我设限的障碍。要真正突破这一限制,可以用“如何寻根,怎样书写?”的理念来做出重新思考。在“如何寻根”的层面,需要聚焦的是“如何自处的存在之思”,也就是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作家寻根的路上所带来的价值和限度,并在流徙文化空间里重新发掘自身的文化根性。在“怎样书写”的方面,从过于讲究西化的书写形式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求艺术创新和突破,从而拓宽文化香港想象的领域。这一理念成为当下切入反思研究“‘香港书写’与传统再造”的有效路径。

时空尽头的漫游者——周洁茹的香港小说简论

上世纪末，周洁茹作为当时“七零后”写作的代表人物曾在大陆文坛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而新世纪初她突然封笔赴美，杳无音讯十多年。当人们一度以为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她的文字已经完结时，周洁茹如今重又从香港出发，开始了一系列带有本地背景的创作旅途。

失“物”志:为“消逝”的香港形塑与作注——论19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地志书写”

对一个城市以及城市文化身份来源的认知不仅与“历史/时间”相关,还指向“地理/空间”。城市空间的呈现是实体地景与人类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在一个城市,必然会与其中的某些街角、地标、建筑等地景发生关系。这些地景并非都是纯消费性场所,也镌刻并承载了某时期人们生活的体验,默默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并透过日常生活渗透进人们的意识,从而形成某种私人或公共记忆。

互助·启蒙·焦虑--1940-1960香港小说中“作家”的生存境遇

回观1940—1960年间的香港小说创作,以侣伦《穷巷》、舒巷城《太阳下山了》、刘以鬯的《酒徒》为对象,分析三部小说中的作家形象。1940—1960年间,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商业港口的兴旺发达、左中右思想的融汇,构成了香港文化的混杂性、包容性特色。小说中的三位作家形象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人格中慎独、审思等优良品性,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于香港主流社会的价值立场,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也不同程度地进行自我调适。他们的存在苦闷与探求方式,具有典型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体现了1940-1960年代香港在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作家确立自我身份意识的艰难历程。

转型中的香港小说

七十年代的下半期,香港小说随着香港社会的诸多带根本性的变迁而出现了新的发展轨迹。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使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随之而来的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存竞争的日益加剧,导致了人们对这座城市强烈的焦虑感。而对于当时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孤岛"上的香港市民来说,外部环境带来的震荡也非同小可。这其中,有1966年因大陆"文化革命"的影响而造成的社会动乱;有七十年代初因"钓鱼岛"事件而掀起的"保钓"运动;以及后来的"争取中文作为法定语文"的运动。当然,最重大的事件应该是大陆结束"文化革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后则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九七回归"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系列内外环境的变动对香港作家的创作无疑地都带来了影响。在这个时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