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香港终审法院的判词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

本文主要论述香港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的主要问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一些条文的正确解释 ,以维护“一国两制”

宪法与基本法司法适用的香港经验——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分析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终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地适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终审法院认为《宪法》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且并非只有第31条能够在香港特区适用,《宪法》多用于说理部分,也可以作为裁决核心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从未被作为违宪审查的依据。在被适用的频率和条款数量上,《香港基本法》远超于《宪法》,且终审法院一般优先适用《香港基本法》;在适用领域上,《香港基本法》主要被适用于保障基本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宪法》主要用于说明香港宪制架构问题;在适用方式上,《香港基本法》既被用作说理部分,又频繁被用作对核心问题进行裁决的主要法律依据,甚至被用作对行政机关行为和立法机关法例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

对香港终审法院《关于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引》的法理探析

2006年香港终审法院《关于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引》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但反对非全职法官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与2004年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行为指引》要求法官应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的规定不一致。考察国际社会相关立法发现,对是否以及如何规范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目前国际社会暂无一致的做法,取决于各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法制选择。无论是根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土法律的规定,还是基于非全职法官和全职法官行使司法权的性质,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都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也无法应对非全职法官较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可能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问题。由于香港特区司法权的重要性和非全职法官委任程序的相对封闭,允许非全职法官成为政党成员将可能加剧各方力量对香港司法权的争夺以及对非全职法官委任的影响。对此,应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规范非全职法官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要求非全职法官远离政党和政治。

“一国两制”与香港终审法院

新华社6月9日电:长达5年之久的中英关于香港终审法院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今天上午结束的中英联络小组关于此一问题的第8次专家会议就此达成共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司法体系,一个完全符合基本法的香港终审法院1997年7月1日将在香港成立并正式运作。在香港设立终审法院。

李国能:香港终审法院“定音锤”

1997年7月1日零时,紧接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宣誓仪式上,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常设法官、高等法院法官36人走上主席台宣誓、领誓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 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前,香港一直是沿用英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香港的法律诉讼案件按类别和等级分别由裁判署、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但香港从来没有终审权。终审权在英国枢密院。 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对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人大释法的看法

香港终审法院最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诉美国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公司一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请求。这是香港终审法院第一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的有关规定提请释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积极、慎重、高度专业地处理本次释法,并尤其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香港终审法院关于《基本法》的司法判例评析

香港回归祖国后,原有法律体系在私法层面上没有重大改变,但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公法,却因《基本法》的实施产生了不少新的法律问题,从而成为回归后香港法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从1997年香港终审法院的成立之日起,与《基本法》相关的判例法体系的发展,特别是涉及"一国两制"的司法判例的发展,成为了终审法院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本文回顾终审法院在1997—2009年在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领导下,如何建立与《基本法》相关的判例法体系。本文将以叙事的方式介绍终审法院在这个领域内形成的判例法,让读者了解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香港终审法院在解释和实施《基本法》时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本文的结论部分,作者亦会对前首席法官李国能领导下的终审法院在发展《基本法》判例方面的表现予以评析。

评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的判决

一、该争议的出现是正常的１居留权。这是香港法律中的一个新概念。所谓居留权是指自然人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的权利。在香港，这一概念是同“香港永久性居民”联系在一起的。凡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必然享有香港居留权；反之，享有香港居留权的人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

对孔允明案判决的解读——兼议香港终审法院的司法态度

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检视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决定,审查基准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院与其他宪制角色的关系。经济、社会权利与传统的公民、政治权利不同,在这一类型案件中,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更为广泛,法院因此会适用较宽松的审查基准。然而,香港终审法院在孔允明案中运用与下级法院截然不同的推理方式,在宽松的审查基准下对政策制定的实质性依据进行了审查。通过分析本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在调整与立法、行政关系方面作出的创新性尝试,可以进一步解读马道立法庭的司法态度。

香港终审法院首次提请解释基本法

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刚果（金）的一笔历史欠债，被一家美国基金公司起诉到香港法院，引发了一起事涉外交豁免权的案件。

一国两制下香港终审法院的角色与立场——以“吴嘉玲案”终审判决为中心的分析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基本法上享有巨大而广泛的权力,而在香港的政制架构中,与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相比,终审法院地位相对独立和优越,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博弈有时就具体化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权力博弈。在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展现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全方位进攻性防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上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在该案判词中都有提到,终审法院所要阐述的重心始终是基本法对这些权力的限制,甚至宣称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为此,其所使用的武器有三:基本法、联合声明、人权。其中,基本法既是盾牌又是紧箍圈,居于核心的地位。尽管终审法院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使得其说理逻辑有时就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该案判词也存在些许说理性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并且招致诸多批评,但是终审法院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此一役,终审法院基本奠定了其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维护者角色。

对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人大释法的看法

香港终审法院最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诉美国FG Hemisphere Assoclates LLC公司一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请求。这是香港终审法院第一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的有关规定提请释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积极回应终审法院的释法请求，用好、用足解释权，向外界传递出中央政府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设立香港终审法院的中英谈判

从伦敦枢密院到香港终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是中国在“一国两制”国策下对香港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

香港终审法院问题协议的启示

香港终审法院问题协议的启示汪文经过五年艰苦的磋商和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在今年６月９日签署了关于香港终审法院问题的协议。这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香港终审法院问题的由来“香港终审法院问题”起始干１９９０年。众所周知，在英国］５０多年的殖民统治...

英方拖延设立香港终审法院为哪般？

英方拖延设立香港终审法院为哪般？端木来娣近期，有关设立终审法院问题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不久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３２次会议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港府一些官员扬言：“中方不如期答复，将把香港终审法院条例提交立法局通过”，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４月...

论香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遴选的影响——从首席法官遴选程序的改革争议切入

香港特区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对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遴选的影响,集中地体现在首席法官遴选程序上。基本法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遴选程序的规定符合基本法所设计的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制约的宪制制度。尽管基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举足轻重的宪制地位,基于特区司法权对社会和政治日益重要的影响,首席法官的遴选很难避免政治考量。任何对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程序的改革建议,都应该建立在维护基本法框架下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在首席法官遴选程序中的作用之基础上,通过增加遴选程序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从而避免首席法官任命的泛政治化。

终审法院的风波——香港司法见闻之一

1991年12月4日,立法局在三十四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及四票弃权下,以动议程序,投票方式,企图否定中英关于终审法院的协议.这是立法局自1985年逐步引人民选议席以来,港府首次在重大事项上不能取得立法局的支持,确是香港的一件大事."四比一比例"终审法院是香港司法系统中最高审级,以往都设在伦敦,由英皇室枢密院掌握香港的终审权,这是殖民司法架构的典型形式之一.1997年后。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互动中的释法模式——以香港特区“庄丰源案规则”为对象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创立的"庄丰源案规则"——"1999年人大释法"仅构成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有效解释——引起诸多批评,并被认为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对"庄丰源案规则"的效力及其象征意义有所误读,也不必要地强化了祖国大陆的法律传统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对立。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