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举性德与认知分层——对马一浮关于知识与价值思想的思考

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马一浮提出应以六艺之道为中心重建起一种儒学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系。然而,马一浮对于实在知识的忽视和个体内在道德的过分肯定致使其不仅在有意无意间解构了自己以往所建构的以六艺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存在意义,还存在着模糊了认知分层问题并造成知识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化和对立现象。尽管知识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化和对立现象在传统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中普遍存在,但就现实而言,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能完全分割与对立的,任何价值世界的建构都离不开以正确的认知活动作为基础,轻视知识而只标举性德的价值取向最终只会导致道德价值单一化、绝对化乃至永恒化的超历史和超现实的双重倾向。

论马一浮的内圣外王思想与现代儒学的走向

马一浮全盘继承了传统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其基本宗旨的理论传统。然而面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现代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所遭遇的巨大困难,马一浮以其对原始儒学的彻底回归,独树一帜地强调了以六艺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内涵,并以内圣涵摄外王,从而重建了以体认自性为中心的内圣外王之学。马一浮的这种内圣外王观不仅正好回避了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从“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难题,为现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以精神境界的完满和超越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未来走向,而且对于寻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兼性阐释视域下的大学通识教育——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平议

马一浮的“六艺论”学科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在兼性阐释的视域下重新审视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其长处是“学”兼中西与“史”兼正变。前者指“六艺论”兼和了国学的“六艺代四部”与西学的“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后者指“六艺论”既基于“四部之学”和“西学中源”两种受西学“冲击”而“反应”的近代学说,又是对它们的“反应之反应”,二者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文明关怀。不过,“六艺论”学科观片面强调“六艺”的权威地位,因此陷入了封执己见的误区,由“兼和”走向了“偏执”。马一浮“六艺论”学科观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当代价值,在于如何重建“经典中心”,如何重塑“兼性思维”。

马一浮“以中摄西”文化视域下的中华文化发展观

马一浮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前后都有转变,开始企慕西方文化,质疑中国传统文化,后又质疑西方文化,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虽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在对西方文化从企慕追逐到理性扬弃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以中摄西”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突破“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思维,提出中西古今同“体”之思想,为当今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考方向,即超越中西古今“体用”思维,注重学习和培养的中华文化发展观。

馬一浮的學禮與治禮觀:從選編“三禮類”書目説起

馬一浮主張以六藝相統、遍讀群經,掌握義理之宗,抓住知識之價值内核,並以此指導治禮與學禮,強調“禮以義起”是探求禮學堂奥之不二法門。掌握了“禮以義起”自能超越門户之見,不僅可以幫助學者判定文獻價值與觀點優劣,還可解決禮儀實踐中的難題。從解讀到運用,馬一浮超越書齋内外的界限,最終將目標定位在形成“完善的人”,進而謀求人類之福祉。由此,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雖承宋明理學,却也展現出與之迥然不同的時代色彩,彰顯出近現代學人對傳統學術和中華文化的再認知與全新定位。馬一浮畢生致力於講學與刻書,所精編的各類書目是“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觀念指導下的知識清理與重構,解析其禮類書目爲探究馬一浮的禮學思想提供了新穎的視角。

马一浮“六艺论”的哲学方法论意涵

马一浮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以“六艺论”的思想发展了自己的儒家思想学说。而“六艺论”不单单体现了他的认识论体系,更是表现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跃进,建构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理论基础,继而融贯儒释道三家学识,发展了心性与理气间的逻辑路径,体现“六艺论”在察物尽知和践形尽性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匡正对传统儒学精神价值的认识,推动了在新时代的传统文化创新,实现了儒家学者的意识自觉。

马一浮六艺论体系下的书法思想及其意义

马一浮是20世纪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被时人尊为“一代儒宗”和“书法泰斗”,其书法理论与实践是其六艺论学问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从六艺统摄到五体兼修的书法思想,即运用其专精广博的六艺论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中遵循“统”“通”的哲学思维,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统摄关系引申到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之中。

六艺圆融:“一代儒宗”马一浮的书法哲学

一马一浮(1883—1967),初名福田,字耕余,后自改名为浮,字一佛、一浮,号湛翁,别号太渊、宛委山民、圣湖野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长塘乡人(今绍兴上虞市)。幼年习儒家经典,十六岁时参加绍兴县试,名列榜首,一举成名。青年时学西文,办翻译社传播西方文化,受雇于清政府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博览会兼办留学生监督公署工作,游历美国。短期游学日本,与谢无量、马君武一起学习日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学和文艺。1905年回国,同谢无量在镇江焦山西海庵读书治学,第二年先生移居杭州,住外西湖广化寺阅读文澜阁《四库全书》。1912年3月,蔡元培任民国教育部总长聘马一浮为秘书长,先生自述不擅做官,辞归杭州。4月,南京临时政府授汤寿潜为南洋劝务公债总理,先生随汤至南洋考察民情、人文、物产。

马一浮《兰亭序》题跋所表现的书学观

马一浮的多篇《兰亭序》题跋,对书学有着独特的阐发和新颖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兰亭学”,值得研究和重视。论文从文化学、金石学和艺术美学的角度探究马一浮的书学观,从另一个维度窥视马一浮的学术世界。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马一浮乐山史事钩沉

抗战时期,乐山因其地理优势成为众多政府机构、教育机关、工矿企业的迁移目的地。1939年3月至1946年3月,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主讲六艺之道,刊刻儒家典籍。马一浮的办学历程、交往生活,深刻展现了他的儒士精神与民族大义。也反映出他为实现儒家教育理想、繁荣近代四川教育、保留传统文化种子作出的巨大贡献。

秉承诗旨,一片仁心:论马一浮词的创作理念及思想内涵

马一浮的词作共121首,主要收录于《芳杜词剩》和《芳杜词外》之中。马一浮深谙礼乐之义,又推崇诗教,在他的认识中,词乃是诗之剩、诗之外,地位逊于诗。他虽有轻视词之嫌,但其词的创作却合乎他所提出的“《诗》教主仁”的理念。马一浮词的内容包含了“慕俦侣、忧天下、观无常、乐自然”四端,词中的思想内蕴融合了道家的“观化”“自然”、佛家的“梦幻”“虚空”和儒家的“尽心知性”,并以“明道性”为旨归。其词造语大俗大雅,又巧用前人成句,具有雅俗兼备的特点,又具有高妙精微的境界。马一浮坚持“仁即性德”的观点,其词的创作实际可视为其诗歌创作的延续。

哲学问题的思与辨——对学术讨论的若干回应

2023年10月,曲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共同举办了“具体形上学五书”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我的相关著作提出了评议,并就其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了深入的探讨,本文是对这些学术意见的简要回应。一吴向东教授提出了如下问题,即价值和历史关系如何理解?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以及一般哲学中,价值和历史的关系是一个经常会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看,在它背后,还有更广义上的价值和事实的关系问题。

判教与分科:马一浮的六艺论与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

马一浮借鉴佛家判教之法,形成其六艺论思想,主张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则在应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以坚守重博通重价值的中国学术传统。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

“六艺论”是马一浮毕生少有的系统阐述自己核心性思想的学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决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更是一种价值系统,蕴含了马一浮对传统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是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中心的儒学传统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他自己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

张载哲学精神的近代回响——以马一浮对“横渠四句教”的阐发为例

张载所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充分体现了张载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不同的版本。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最为流行。尤其是近代以来,此四句更是成为激励无数志士哲人的强大精神力量。马一浮在抗战流离之际对此四句极为推崇,不仅以"横渠四句教"称之,而且从新儒学的视域对其作了精妙的诠释。马一浮于国难之际而发"横渠四句教"大义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由此而凸显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勇于担当的任道精神、成己成物的博大气象,对今日中国之文化复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的重建

马一浮提出的著名的“六艺论”不仅成为容纳和概括了其核心性思想的学说,而且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马一浮通过系统地论述六艺如何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力图阐明“六艺之学”即是“国学”,而“国学”归根结底就是传统儒学。正因此,不仅他自己的儒学思想可概括为是一种“六艺论儒学”,而且他更是以此来理解和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根本精神,实现了对六艺论儒学的重建。

论马一浮"六艺之学"视野中的易学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作为"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易学研究在马一浮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无疑具有着"本体论"地位和作用,它所体现的"心之本体",不仅是"六艺"所自出的本原,也是"六艺之学"共同的目的和归宿。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