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逻辑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三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双向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评陈金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的结项“优秀”成果,陈金明教授所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正式出版。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系统性探索,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回顾历史,自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版和英文版相继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公开发表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辉煌历程。通过对其系统性探索和整体性考察,该书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表征了其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学术特色。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是展开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关联语词构成,就“中国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要防止过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又要防止因对普遍性的急迫追求而脱离中国实践。就“现代化”而言,其强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或因循守旧,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在人的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联结。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阶级联盟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轨迹。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发生变化,但基于人心和力量的政治联盟即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没有改变。随着中国社会进步,统一战线面临更多时代之问,需要不断确立新理念、直面新结构、研究新问题、介入新领域、学会新方法、认识新世界,通过持续优化社会利益结构与资源配置,不断团结壮大爱国者力量并激发社会活力,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续推进。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论话语从阶级话语调整为社会结构话语,统战对象从中间阶级扩展至全体人民,统战方式从动员政治资源创新为全方位调动社会政治资源,统战功能从推进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毛泽东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等基本经验。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习中共二十大报告体悟

学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须关注三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现时代的需求和历史发展必然的产物,但它不是自发的产物,它的形成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又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理论创新的伟大结晶。其次,要清晰理解“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之间的关系,二者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共同性是本质性的,差异性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原则,推动了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实践的实时跟进。新时代,中国始终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化丰富,同时,使其更契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是引导中国践行“中国梦”的导航灯,其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也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明确了方向,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了规律,为人类今后的良性发展探索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新、纵深发展。

党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就是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内在指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精神内涵。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不仅表征出人民至上、民族本位及理论创新的价值意蕴与思想特质,并通过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革命话语”得以科学阐释。初心使命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尝试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也体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把握“活的灵魂”,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调查研究。

互嵌与交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生发展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与行动路径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功引领。其发展史是“理论飞跃”的历史,更是“实践创新”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了以整体文明、叠加发展为底色的新现代性,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病的反驳与超越,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助力。

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取得长足进展,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断取得新成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多有学者提出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却缺少将两者作整体性考察,探析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理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是相融通、相契合、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两者的内在机理具有一致性。中国特色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融贯的辩证互动,所产出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党内较早进行法学研究与投身法制实践的重要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功绩。他一方面从社会本位、社科方法与以政统法诸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另一方面注重辨析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有破有立地建构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对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移植英美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积极推进苏式法制的中国化,制订中央苏区法律法规,为革命事业的法制化与正规化贡献良多。他致力于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原创性型塑,对中国现代早期法学的知识与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做了许多杰出工作,为今天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了有益经验。

广告生产、知识再造与经典化传播: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微观视角——基于《上海周报》所刊广告的分析

图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是知识、思想、价值观的承载体,图书广告在传播图书的商品价值的同时,也传播着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图书是最重要的传播载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发行阅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广告解决了图书如何为公众所知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是对图书本身所传递的知识的“再造”。本文对抗战时期《上海周报》所刊马克思主义图书广告作出微观考察,在多重语境的具体分析中厘清主文本(马克思主义图书)、副文本(马克思主义图书广告)、副文本叙事者(出版商或图书编辑)、主副文本叙事时空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作为“副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广告联动多方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力场域,出版商、作家、编辑、读者等,以广告为媒介,通过引用、讲述、阐释、互动等方式盆景式呈现图书的主旨要义,建立起读者对图书的第一印象,同时让读者产生购买行为,进而进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被阅读和被接受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