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地关系的基本界定——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

研究目的:厘清农村人地关系的理论和现实,由此得出一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图形示意法和逻辑推理法。研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分析中国农村人地关系的内涵、特征及现实问题,总结人地关系一般框架。研究结论:考察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需从土地功能、制度安排和农民行为三个角度出发,需要实现人—地—权的有机统一,进而实现人地关系和谐并促进农村发展。

青年科技人才与新质生产力内在关系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角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而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科技创新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青年科技人才处于创新活跃期和产出高峰期,作为高素质劳动者的青年科技人才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主体。劳动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最活跃的构成要素,因而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内在契合性和统一性;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驱动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角探析二者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青年科技人才的关键要位和嬗变作用,对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逐步揭示出科技对于生产力具有要素构成、增强赋能和推动发展等重要作用,社会制度条件对于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具有双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和把握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开辟了道路。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主导生产过程,显著增强生产力量,深度推动生产转型,引领生产发展方向,是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高能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未来生产力。当前,我们党提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新跃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征程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逻辑、内在关系和实践进路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立足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发展。把握这个时代论题需要深刻理解其出场逻辑、内在关系和实践进路。这一论题被自觉地提出来,具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相“结合”是可行的、有价值的。实现相“结合”,要把握其实践要求,明确其实践进路。

契合、结合与适应: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探析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从契合、结合与适应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刻阐发,形成了契合论、结合论和适应论。“契合”是“结合”的起点和依据,“结合”是“契合”的实现和表现,“适应”又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重要保障,其基本目标是互相成就,效果是筑牢道路根基和打开创新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关系探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源头活水。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创造性转化。在“应合”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相辅相成;在“意合”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在使命和方向上相一致;在“契合”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之间是“源”与“流”、“传”与“转”、“道”与“路”的关系;在“转合”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聚合”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内在关系

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实践,需要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两个结合”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内容范围来讲,“第一个结合”内在地包含“第二个结合”;从内容属性来讲,“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升华与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讲,“两个结合”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劳动-休闲”辩证关系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劳动-休闲”辩证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立足人、围绕人且发展人的现实命题。劳动与休闲具有内在一致性,同属于人的主体要素,同构于人的需要外化的历史沿革之中,两者的辩证关系直接导向为:共同充当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视域,依循马克思对前人先哲的批判逻辑,挖掘其考察“劳动-休闲”关系的思想溯源,从而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将“劳动-休闲”关系放置于人学语境下加以强调的两者逻辑互动及其科学内涵,进而探寻到以人的“劳动-休闲”和谐关系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路径。这无论是对于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来说,还是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而言,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群己关系的洞见及其融通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给社会团结带来重大挑战,如何实现群己关系和谐统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的课题。儒家对群己关系的洞见基于原发性社会关系,扎根民众日常生活,日用而不觉;马克思主义对于群己关系的洞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揭示了群己关系的发展规律和个体的解放路径。二者对群己关系的洞见在追求个体健全、捍卫群体价值、实现群己统一方面存在相近的理论旨趣,能够在功用发挥、存在形式、理论层次上互补融通,为实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提供理论指引。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劳动—闲暇关系良性调适路径分析

劳动-闲暇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为闲暇提供基础和前提,闲暇是劳动的最终旨归,二者辩证统一。然而,在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劳动与闲暇偏离了其本真含义,劳动沦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闲暇扭曲为对欲望和消费的无节制追求。在新时代,调适劳动-闲暇二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必须坚持发展生产力为劳动-闲暇复归创造物质条件、必须健全保证合理闲暇时间的长效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劳动-闲暇的主体性、必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闲暇观。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问题意识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关系论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满足党的建设、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理论创新的过程。拓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问题意识,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生之问中协调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之问中把握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之问中处理好民族和世界的关系。

传统“人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思

在哲学史上,对“人机关系”的思考亘古有之。“传统人机关系”是指“手工工具”“近代机器”两个阶段的人机关系,可概括为“机械式”“有机式”“分离式”三种关系。“机械式”人机关系总体上固然具有唯物主义特点,但是却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有机式”的人机关系论述纷繁复杂,其中恩格斯的阐发最具科学性,克服了以往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人机关系论述弊端。“分离式”的人机关系论述以马克思为代表,触及机器“异化”人的本质问题,体现了人与机器的残酷对立与非人性化分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传统人机关系进行把握,有助于破除关于“人机关系”哲学理解上的思想“迷雾”,引导构建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和谐的新型“人机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中的四对关系范畴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前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指向。本文试图用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对关系范畴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一是知行关系范畴,能概括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异质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二是源流关系范畴,能概括以“源头理论与流变理论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三是体用关系范畴,能概括以“后世各实践派理论之间的体同用异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四是一多关系范畴,能概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互竞互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这种分类梳理考察有利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全貌与态势。

郑杭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

郑杭生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从两种类型论出发,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典范教材,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他强调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和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他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设和重要命题,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郑杭生先生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