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全部认识论的精髓?——与中南大学陈文化教授商榷

陈文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是"通过技术试验使‘具体再现’",从而"实践—认识—再实践"就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全部认识论是获得客观真理性,这要求一方面必须以实践为前提,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实践来确证。在此意义上,"实践—认识—再实践"不仅属于马克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全部认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交汇——李恒威教授学术访谈

游均(以下简称“游”):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据了解,您长期从事认知科学和哲学的相关研究,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可否介绍一下您这些年来的研究脉络呢?李恒威(以下简称“李”):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我主要聚焦于认知科学范式、意识问题和当代意识理论等方向和主题的研究,同时,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研究,探讨新兴科技与未来社会的复杂互动状况。

“四个之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论新话语

“四个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人类命运、人民诉求、时代使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科学回答与现实观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论新话语的高度彰显,有着丰富的话语意涵。“四个之问”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它不仅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新时代新征程实践要求的积极回应。“四个之问”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典范,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遵循。

探索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

构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是找出合理的理论起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商业体育的理论起点,到分析社会主义体育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起点,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一方面,资本主义体育发展建设以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为理论阐释点,它同样蕴含着“人的发展”的各种规定,由此引发了在一定制度下面向“人的发展”的体育发展成果的探析;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则确定了“人的价值”的理论主线。借鉴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重视与教育匹配的社会关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体育的“人的价值”的初心维度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到结论,“遵循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是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认识论与实践观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以及《实践论》中认识论与实践观的内在逻辑。《实践论》以人的社会性特征为出发点,以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强调了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并得出了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相符合。

“两个结合”视域下《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发展

准确地抓住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尤其是在社会矛盾维度上所具有的不断发展性和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基本特征,使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不是简单地借鉴苏联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观点,而是完整和全面地把包含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概括和总结了出来,并成功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所拥有的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底,使他能够更加坚定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结合”的解读视域还使毛泽东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之理论机制的认识。

认同、抉择与运用——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认识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成就了他的人生,奠定了其历史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李达抱着矢志不渝的救国理想,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李达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积极参与建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面对权威敢于坚持真理。同时,李达大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指导高等教育建设与发展等方面,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其中包括充实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探索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认识,对新时代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思想标识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问题意识,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意蕴。首先,马克思社会形式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质深刻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其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独特问题意识,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象规定为“社会形式一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形式与其存在论前提的辩证运动规律科学地假设为纯粹形式,以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各种具体规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限性的认识与科学批判的理论目标。从社会形式思想入手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为了科学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纵观党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源于对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和对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以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为出发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围绕认识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展开的,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认识不止 创新不辍——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景源教授

李景源(1945—),天津宝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原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认识论等领域的研究。主要专著有《史前认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李景源自选集》等。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认识李大钊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整体概念提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境界认识表现在六个方面: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近代国情;最早在中国系统宣传阐释马克思学说;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同转型中的中国学术相结合。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建设路向性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举措,不仅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事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以“双创”方针逻辑原点、逻辑演进和逻辑复归的演绎层次为切入点,对“双创”实施的历史机遇、实践机遇和科技机遇进行现实审视,厘清“双创”方针的逻辑与背景。同时,结合“双创”实施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世界多元文化冲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内外因素造成的挑战困境,最终得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创新发展前提、以人民群众为创新发展立场、以“破”与“立”为创新发展原则、以打造品牌为创新发展手段等建设路径。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