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

基于历史发展视角分析民族发展,理论思维在民族发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分析研究对民族发展有利的理论思维,并强调思维的拓展与培育有突出的现实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大众化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种形式来实现的,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中华民族对理论思维方面的需求满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理论思维进行分析可知其具有历史性特点,且哲学也拥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要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对其进行改革与创新。本文立足时代基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进行研究,旨在为理论理解以及相关工作推进提供参考。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和范式创新

从出场语境和范式创新的角度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从出场语境的角度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存在理论、实践、理论与实践双向良性互动三重语境。从范式创新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总的范式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变"与"不变"的统一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范式。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范式”的出场与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变革研究范式,才能体现出其"流动性"的本质特性,展现出与中国道路发展相适应的创新思想体系。"原理范式"的出场,是因为以"教材模式"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因改革开放引起的时境变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求。"原理范式"的最大特征莫过于认可"原理"的"差异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原理范式"仅在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就创新出众多的学术成果。科学地理解"原理范式"展现出的"原理"的多样化和"原理表述"差异化的发展历史,以及深入理解"原理范式"所遵循的走向"创新——自由"的实践哲学范式,是准确地阐释和论证"原理范式"为何能够成为表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中国化刍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能动选择与运用。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持不同的意见。孙正聿认为经历了"教科书"、"教科书改革"和"后教科书"三种范式[1]。任平认为经历了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中西方思想对话、问题反思等研究范式;郭湛认为最根本的范式转换在于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2]。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提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说明,或者直接就被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这阻碍了这一领域之学术研究的推进。根本地审视,有两个问题尤为值得澄明: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语境,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问题范式"。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互不关联、彼此分开的,在许多理论节点上它们内在连通,这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整体性研究的要求也推上了前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经过几代人努力,到世纪之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比较稳定的套路和格局,笔者愿称之为“新时期模式”。相较于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新时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表现出解放思想。

语境与逻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嬗变

由逻辑前提和意义逻辑表征的哲学语境,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声中,增添了时代语境的内容。正是彰显时代语境的哲学思维,开启了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改革。作为时代精神体现的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要反映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需要改革。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对哲学体系的逻辑前提理解不同,导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为了能够进一步准确展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演变方向,就应该探索哲学教科书的评价标准,在确立标准的基础上,依靠对教科书的"客观"评价,引领其改革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分期与划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诞生之日,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形成之时("形成期"),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形成之时,又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发展("发展期")和创新之日("创新期")。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分期只能是"宏观"意蕴上的,而不能是"数学"意蕴上的,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各个时期和不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因为其分期与划界的理论困难,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分期这一重大课题,明显缺乏应有的关注。全面和深层梳理教科书范式的发展史,不仅有利于寻找教科书范式背后的深层问题意识,而且有利于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创新

当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概念,已经不是仅仅指代研究方法的意蕴,而是指包含形态等要素、具有'综合意蕴'的创新研究。蕴含形态存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经历了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向'实践唯物主义'范式转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向'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转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转换等三次大的范式转换,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等四次大范式创新。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

教科书研究范式的演变史表明,不论教科书的书写原则、教材内容等发生怎样的变化,每种教科书研究范式的教材之间都会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即能够表现出教科书研究范式共同拥有的范式性特点。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哲学原理通俗化、哲学思想简明化、意识形态一元化等特点为积极意蕴特点,没有摆脱历史思想的非历史性判断和相对的条件性判断绝对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教条化和彼岸化等的特点为消极意蕴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历史与现状

在新中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以下简称'教科书范式'),而且很多哲学家也主编过教科书。比如,艾思奇、李达、肖前、李秀林、陶德麟、陈先达、高清海、陈晏清、袁贵仁、杨耕等。这就是说,教科书范式在新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者说,教科书范式一度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教科书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它不仅促使自身的'创新',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范式'诞生'。这一'创新'和'诞生'背后的原因。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学术创新、内在矛盾和叙述局限

作为当下哲学研究水平体现的教科书范式,不但体现了教科书撰写者学术水平的创新,也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和中国哲学研究水平的创新。从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创新驱动等内在逻辑来看,教科书研究范式存在着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哲学原理的普适性与原理阐述的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哲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与绝对真理性之间的矛盾、教科书作者的理解与人民群众对教科书普遍认同之间的矛盾和教科书书写的学术性与党和政府对教科书意识形态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教科书研究范式还存在至少五个方面的叙述局限,即文本叙述的时代性局限,经典作家观点与当下哲学语言之间差异的局限,经典作家对相关领域的问题没有关注的原理空场局限,当代哲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理论概况的局限,实践理论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总结的局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不可替代的世界观根据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出版多年,现在仍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尽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众多,但其教科书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和作用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阐述中国道路解释原则的世界观功能。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理解世界的功能和作用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论证中国价值真理逻辑的世界观功能。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影响世界的功能和作用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具有融入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功能。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内容和形态的创新，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过去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视域、多种方法、多样范式，先后呈现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思想对话、反思的问题学分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范式”之比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三大主导性范式———传统“教科书”范式、“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和“回到马克思”范式。这三大范式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谱系的内在脉络 ,各种范式之间虽然具有不可通约性 ,但具有理论互补性与超越性。这样 ,清理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谱系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图谱

创新学术史研究:前提反思与'方法论自觉'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以下简称创新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一个时代的学术史展现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那么,创新学术史则反映和体现以思想和学术创新为鲜明特征的伟大时代的学术理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问题意识反其范式转换

体系的权威性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语境下开始走上学术舞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指向,即满足两方面的国家需要:一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斗争和交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领导权”;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的制度与思想来引导大众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制度与思想。

论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新价值

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哲学发展现状来看,部门哲学都已成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一种表现,而且在推动哲学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就中国哲学研究来说,部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穷困走向现实化与具体化的一种尝试,并在理论与实践、文本与现实、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多重'视域融合'中.

中国语境与日常思维的转型和重建——评《日常思维生成论》

日常生活批判与生活世界理论是学术界重要的主题。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思想家和流派都曾围绕这一理论话语展开分析。受其影响,我国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最典型的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将日常生活批判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文化转型相结合,确立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从这一思路出发,贺苗将日常生活批判深入到思维领域,出版了专著《日常思维生成论》（以下简称《日常》）。

力求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对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主张

新时期的哲学已经走过了２０年的历程。如何给这２０年的哲学发展定位，如何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将来的发展，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哲学发展的定位评价发展中的事物，人们有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首先是一句诸如“成绩很大、仍有问题”之类的评语，接着就是对成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