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对中国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指的是明治维新时期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评介、翻译和研究。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借引进西学热潮涌入日本。加藤弘之、西周、中江兆民为传播先锋,河上肇、片山潜、安部矶雄、福井准造、幸德秋水等人对引进马克思主义贡献巨大。日本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留日学生与旅日华侨首先开始学习、关注马克思主义,试图从中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日文本社会主义的著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实践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进程中,国人报纸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媒介。哈尔滨国人报纸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巧用社会热点、注重文学副刊和俄国化倾向的报道特点。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坚持和强化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传播载体与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当代启示

五四运动前,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国人开始接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向中国零星传入,呈现出传播主体复杂性、内容片面性、方式单一性的特点。五四运动后,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对早期阶段的超越,呈现宣传目的明确性、方式多样性、内容全面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启示我们,新时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王右木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探赜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四川人民求得解放的科学真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则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右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播火者”,通过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创办《人声》报、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为四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义与信仰:黄埔军校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研究

黄埔军校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军校,不仅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而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黄埔军校通过政治课程讲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出版相关教材,成为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并且还发行大量报刊,刊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得不少军校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为广东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日本为传播途径的研究

由于受日本学者阐释的影响,早期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各有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传播都带有日本诠释的色彩。中国早期学者以日本为途径吸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普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化打下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准备了条件,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共早期报刊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及启示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共早期报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早期报刊通过出版专号特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集中传播,各报刊在相互配合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组合传播,在与读者的交流沟通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互动传播,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众传播,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进行了批判传播。从中共早期报刊的视域,疏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不仅在组织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中的杰出贡献主要有:传播唯物史观,开创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剖析各种社会主义,指明中国应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参与、主导了"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争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中国社会性质正确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为中共制定民主革命战略、策略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出发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革命的敌我友。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的最初元素,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为视角

甲午之役和庚子之祸后,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开辟了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这无疑为处于徘徊迷茫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线曙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准备,引领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选择性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某种普遍性。中国早期知识精英中的清政府派赴国外的一些外交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和采取何种传播渠道,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定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中国化的不同步,具体实践上的偏差,时间上交错,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等。

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

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１９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年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传播原因、传播人物、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特点等方面。此项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需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发掘新的研究角度等方面继续努力。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选择性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早期的先进分子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中选择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传播,在"以英美为师"与"走俄国人的路"中选择了后者。早期传播呈现出传播内容的实践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方式的机械性的特点。

政治文化传播: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的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每天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要看到许多新闻,对所接触的新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是否会有相同的理解?

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传媒的重要历史使命。

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为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汇通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进路。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例如,中国社会原有的均平理想、人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传统文化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