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批判性解读

德里达所创立的解构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性的内容和底蕴,对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进行辩证分析和批判性解读。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解读文本的方法论的范畴,更是他不断试图介入政治领域、影响现实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解构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在于主张取消特权,更为重要的是它"点爆"了诸如"延异"、"踪迹"、"播撒"等意识形态范畴群,成为了意识形态杂交繁殖的思想场域。解构不断呼唤正义,成为一种让人渴望的"乌托邦",激发人向未来勇敢索要兑现正义的意识形态。当德里达运用其解构之思指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仅被其幽灵化,同时也演化为德里达本人试图在改造与完善现有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国际"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解构方法在解读出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一些所谓的"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外,更可能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恶性拆解和断章取义,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内在的逻辑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整体性,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与特征,系统反映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逻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取得新认知,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科学内涵、社会功能;在“为什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进行新思考,立足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阐明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做出新部署,从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制度保障、具体方法、全面领导等方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谋篇布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物质性存在、微观机制与再生产功能——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的三重维度

阿尔都塞在继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多元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较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三重变革:一是借用斯宾诺莎的想象知识与身心理论,将意识形态从观念性存在变革为物质性存在,即意识形态存在本身以及存在方式的物质性;二是首先将意识形态集中于国家上层建筑,继而深入至意识形态的微观机制,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视为无处不在的社会存在物,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唤问功能补充宏观层面的国家上层建筑理论;三是批判意识形态的抽象反作用,在多元决定论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形态在具体层面再生产出具有合格性与屈从性的二重性主体,继而通过二重性主体再生产出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最终再生产出社会整体。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日益激烈,愈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重要性。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在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提炼和展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认识当今意识形态形势、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纠葛之间重申典型的文学价值——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困境与可能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

意识形态场域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挑战与培育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蕴含抽象性、精神性因素,而且涉及现实性、社会性层面。现实性、社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根因与归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着力点。从现实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直接作用于现实,而是寓于意识形态之中,在意识形态的运转中来指导人们的现实实践。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生成中“个人”与“社会”的层级界限、意识形态运行中“抽象”与“现实”的张力结构、意识形态旨向中“多元”与“一元”的相互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多重挑战,只有坚持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发展、理论与制度的协同创新、主导与多元的有序建构才能更好地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力量与时代价值。

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基于农民阶级群体的特殊性考虑,我们需探索一套与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相符合的话语体系。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理论基础,从意识形态优势、“习言习语”的魅力、本土话语的转换等三个方面建构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着重青年人才主体队伍建设,促进农村话语的“自塑”,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向往和精神文化需求,筑牢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

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基于日常生活的视域建构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就一般意义而言,话语议题的设置、话语主体素养以及话语表达方式对话语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国内外的复杂环境和形势变化,高校要立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针对师生的利益诉求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议题设置;要通过知识传授、理论教育、思想引导、价值引领、技能培训等方式,遴选、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的话语创造者、话语宣传者。此外,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提升话语引导者的媒介素养,引导他们参与话语主题、话语内容、话语绩效的讨论评价;要注重运用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用好用活话语载体,构建艺术性、时代性、差异性、通俗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以情动人、以趣引人、以理服人,从而提高话语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解和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媒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要义

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汇合引发了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维度,意识形态构成了其内在的核心要义与结构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媒研究框架中,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美国新媒体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思潮都十分鲜明地强调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本质。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为技术基础的新兴传媒为现当代文化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新诉求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课题。文化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研究

文章立足新时代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多重压力,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等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我国历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求,都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阵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转向网络,新的历史条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中要重视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及其当代启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解释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奠定了基本立场与观点。该书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起源、条件和路径中总结社会主义文明产生的必然性,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解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探索下的新模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新成果,也是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新样态,在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展现时代新生机。

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探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科学伟力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总结,更是对于当代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的重要引导。在新时代下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融入生活中,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还需强化全媒体的实施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体系化的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制度,从而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提升。不断提高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水平,在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时始终具备足够的精神动力和保障。

凝缩符号与政治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承续中的政治符号

作为对对象性事物进行凝练聚合及具有凝缩意义的凝缩符号,因其自身的内在特征与固有优势,与当前时代的政治建构具有极强的耦合性。从凝缩符号的历史流变来看,凝缩符号与政治符号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凝缩符号在政治性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具有了政治承载体、政治介质体与政治建构体的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仍需要凝缩符号的时代助力,即更需要其在对各种形式的符号的统筹兼顾之下实现对自身的守正创新,持续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承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在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构建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路径。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关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 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证逻辑出发,试图阐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指出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意义和本质。最后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当代价 值,这对于我们国家制定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战略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确立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实践”这一思想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科学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内涵及特征,指出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并进而从实践出发考察现实世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实践思想,为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必然性与现实路径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党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非常重要且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外来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诉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制度。而要坚持好这一根本制度,就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坚持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能力以及坚持大力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厘清我们在新时代为何以及如何坚持好这一根本制度不仅关涉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还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正本清源——基于马列著作的文本学考察

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三种社会形态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论”(或作“五种生产方式论”)两种主要观点及其争论,其中后者则为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省思,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或阐释。但争论依然激烈,分歧继续存在,甚至对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过社会形态理论这样的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性看法。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狃于寻章摘句以论证预设观点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既相悖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也背离了马列著作的原义。立足于文本学考察,可知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上,从未明确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而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作过一些描述或设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明确阐述“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长期支配中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论”,实为列宁和斯大林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是后者将其教条化和神圣化,因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技术理性批判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压抑性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从哲学文化和现实维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盛行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时也揭示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最终导致人们处于总体异化和受支配的生存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属于压抑性文明。而强调只有重新摆正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或者通过培育工人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者通过艺术审美和爱的培育,恢复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才能克服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建立的非压抑性文明,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对非压抑性文明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分析,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与社会效应问题的探索,在技术理性和算法盛行的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