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一直指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的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发展,在学理方法上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各自所包含的观念逻辑与理论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阐释,最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新内涵、新形态。由于此种新内涵与新形态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为基础,以文学批评的思想、内容、形式、功用为进路,通过打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审美性、人民性标准与中国文学批评“道”“文”“质”标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逻辑、情感逻辑、伦理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一种统一文学创作、鉴赏、教化、批判与行动五重目标的全新文学批评共同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

文学批评话语表达着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而不同类型的政治话语会嵌入文学文本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对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人群的激励与规训。文学批评政治话语能否达到其预设的效果,这与具体的语境和政治话语自身的特征有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各种政治话语会相互交织乃至更替,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密不可分。政治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会促使人们形成一些政治话语的习惯,从而导致文学批评有变为"政治批评"的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品格,决定了政治话语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评詹姆逊的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理论

詹姆逊作为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其文学阐释理论处于其整个学术思想的转折点。詹姆逊试图实现对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超越,构建其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阐释新模式。詹姆逊的新模式有两大基本原则:叙事和阐释相统一的原则和形式辩证法的原则。他旨在把文本、意识形态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

追溯了"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思想发展,从他的系列文化研究经典论述中挖掘其卓具特色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理论,指出他的文学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开放、多元、具有包容性的阐释体系,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辟出了一条文学与社会,尤其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

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不仅在叙事学领域具有创新意义,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双重叙事结构中的"隐性进程"作为中介,有效地连接了文本和社会,成为文学与现实这个二元对立之间至关重要的第三项。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当代社会学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与阿多诺和詹姆逊关于形式即社会性的理论相得益彰。同时,这种三元阐释模式也具有令人瞩目的批评实践价值。

对文学的阐释不能堕落为强制阐释

熊海洋、周计武撰文《文学批评的阐释伦理》指出，强制阐释这种现象由以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学阐释伦理的颠覆。具体说来，就是不能以正义的方式对待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也不能以友爱的方式与之对话；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领悟这种文学审美形式所暗示、象征的道德德性。这样，对文学的阐释就只能堕落为一种强制阐释，对文学的理解就只能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摇摆。与之针锋相对，我们需要复兴古典哲学给予我们的伟大的教导，重新提出、审视和思考文学批评的阐释伦理问题。

帝国吉卜林后期小说观念转折——一种强制阐释的解读

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小说中的后殖民文化观念,认识到其殖民宗主国的文化本位观念与殖民地生活经历的冲突;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矛盾中所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分裂,强调了吉卜林后期小说与诗歌的转型,表现其后期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罪行的反思。

从强制阐释看中国百年文学批评的症结

并不是每一种新理论都具有阐释现实的力量,大部分就如同大街上的裙子,流行了一波就自动消失,留不下什么痕迹。但是个别理论,诞生之后就显示了强大的阐释力,并在应用中不断完善,不断传播,在时间的淘洗中显示了健旺的生命力。很明显,强制阐释理论属于后者——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被讨论,被运用,引发了学术界持久的探讨热情。

过度阐释与文学研究的未来——读张江《强制阐释论》

语言表述与其意蕴之间,总有一定距离,而文学语言含义丰富,理解文学作品就尤其需要深入理解和阐释。因此,阐释是必要的,只有通过阐释,文学才得以为读者深入理解。但阐释不能脱离文本实际,把来自其他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强加在文学文本之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使文学批评更深入系统,但同时也有理论取代文学而产生张江所说"强制阐释"的趋向。注重文本实际,防止脱离文学作品、牵强附会的"强制阐释",是文学批评得以正常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建立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强制阐释”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文论是重建中国文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之一。与此相关的，还涉及对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苏联文艺理论的反思。“重建”，则要清理“重建”之前的文论和批评，这涉及学术史的诸多关键问题。如果不笼统地说“扬弃”，那么，我们实际上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去除什么，接受什么，改造或者转化什么，又能再造什么。一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这都是难题。这也是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话语体系，但又尚未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文化现实的诉求，还是当代文论和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尤显迫切。

“强制阐释”视角下当代西方文论的批判与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西方文论被我国学者大量译介,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西方文论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加之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与译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国内西方文论的批评多数是针对某个流派的具体观点进行阐释的,并没有抓住其要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本文在肯定当代西方文论优点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以及其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之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

文化研究起源于６０年代的英国，９０年代在发达国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学。现代文化的文化霸权是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的某种“社会共识”，因此，文化霸权虽由统治阶级主导，却有可能在斗争、谈判之中被改受和重构。从这种现实出发，文化研究不再是经典的文学批评，而是把视点集中在大众文化的再阐释之上。文化研究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简单排斥。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大众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经典”的研究，一方面则以对女性、少数民族或第三世界的研究代替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肯定。文化研究是从西方学院体制中产生的，它说明批评理论更加接近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应当借用文件．研究的巨大成果，对中国文化讲行新的理论阐释。

编后语

本期《百家评论》“理论经纬度”专栏推出两篇文章，一是杨向荣的《艺术的审美乌托邦建构》，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通过距离来实现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其实质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建构；二是曹成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文学阐释理论》，从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立场为支撑、对文本和阅读活动的忠实客观两方面，论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构科学合理的文学阐释理论的努力。

高保真、低保真、无保真与无线保真阐释——与张江教授关于文本意图问题的讨论

中国学者张江教授的"强制阐释论"对西方文论,尤其是符号学方法存在的本质缺陷提出了恰当中肯的批评,借鉴这些批评意见,符号学方法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是一味地采用数学公式,还是谨慎地将人文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相结合;是执着于探求理论统一性,还是承认和接受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宣称"文本自治",还是反复考虑文本与其语境的显然联系。更加完善的符号学分析范式,可以在"阐释忠实性"这个概念中得到体现。根据文本结构与分析文本的元语篇之间关联性程度的不同层次,"阐释忠实性"可划分为高保真阐释、低保真阐释、无保真阐释和无线保真阐释四类。

批评的宽度

张江教授的重要论文《强制阐释论》指出了近些年欧美文学批评中大量存在的阐释的宽度问题。他提请读者注意,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否定相邻学派的优长、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以及轻视和脱离文学实践、方法偏执与僵化、话语强权与教条等问题随处可见”。

公共阐释专栏

在提出"强制阐释论"3年以后,张江于2017年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一文。这两个概念在当下的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本栏目的11篇文章基本上是围绕公共阐释这一主题而展开讨论的,既有对公共阐释概念本身的解读、评估、论辩、发挥,也有以此为依据审视中国文学批评和新媒体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文章将公共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联系起来,讨论古代文论的合法性和诗学问题。我们认为,公共阐释作为一个十分有效的理论范畴仍然值得继续关注。

读张江《理论中心论》所想到的

理论与评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论是认识性的,是在思维层面上对事物性质所作的综合把握,它不可能仅凭归纳推理还须经由演绎推理才能建立;评论是实践性的,是把理论的成果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加以具体的、创造性运用。所谓"强制阐释"现象,不仅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不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场外征用"的,更是由于它没分清二者的区别,按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的方式来"规整文学"所致,但我们不能因反对"强制阐释"而低估和否定批评活动中理论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