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武汉地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 ,但迄今还没有专文探索。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由于武汉居中的区域优势 ,使它成为长江中下游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 ;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 ;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 ,宣传马克思主义 ,构成该地区传播史的一大亮点 ;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

不同社会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归功于20世纪初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创办报刊、翻译著作、撰写文章、举办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城乡发表演说等各种方式,向工人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启蒙工作,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工人农民知晓并接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传播。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引领下,工人阶级通过参与工人夜校、创建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方式,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传播。广大农民通过参加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积极接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席卷全国的反封建农民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各阶层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由抽象的理论到具体的思想、由深奥的学问到通俗的原理、由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到广大群众理解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无限生命力。

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 建党时期,施存统是我国政治思想界相当活跃的人物,他著译了大量颇有影响的论著,

计量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将日趋成熟的计量史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梳理,能够突破现有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更全面地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史料,更加深入地从人物、报刊、地区、组织、内容和渠道等角度,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视角。

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及其超越——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视角分析

五四运动前,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转换已经历了长时间艰难曲折的探索,虽初有成效,但也面临多种矛盾,陷入了重重困境。如何确定价值观的时代性,应立足于哪个阶级来取舍价值观,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和现实需要是什么,怎样与之相结合,应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的探索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价值观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方向,确立了现代价值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结合中国现实,以科学方法处理价值观转换中的种种矛盾,从而破解了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初期的困境,正确引导了中国价值观现代转换和建设。

新媒体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析——基于浙籍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贡献的启示与思考

浙籍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对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给我们在当今新媒体环境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历史镜鉴。本文运用新媒体视角,归纳阐述浙籍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贡献,对于新时代的大众更好的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新民意报》与天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新民意报》是由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创办,它旗帜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在当时天津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新民意报》创设了众多的副刊,成为当时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它们通过介绍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生平与著作,刊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介绍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宣传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以及宣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展现在天津人民面前。它注重发挥学生报刊与副刊的作用,善于借用专号或利用重大纪念日以及在编读互动沟通交流思想,不仅在天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借鉴。

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实践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进程中,国人报纸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媒介。哈尔滨国人报纸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巧用社会热点、注重文学副刊和俄国化倾向的报道特点。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坚持和强化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传播载体与方式。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不仅在组织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其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中的杰出贡献主要有:传播唯物史观,开创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剖析各种社会主义,指明中国应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参与、主导了"问题与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争论;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将中国社会性质正确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形态,为中共制定民主革命战略、策略提供了客观依据和出发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确定了革命的敌我友。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的最初元素,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体现为: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扩大;呼应“实境”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带来的知识体系的更新;“制度性媒介”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为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汇通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进路。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批判

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阐发了他的东西文化观点,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论争,其中包括以瞿秋白、邓中夏、杨明斋、萧楚女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围绕着东西文化论争这一议题,对梁漱溟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批判。从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需求出发,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与分析中国社会的初步探索。为探索中国文化的新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就东西文化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方案。这些尝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人物衡石及其历史贡献

作为国内首次以忠于原著的形式翻译恩格斯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译者,“衡石”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却尚不为学界所认识。“衡石”即吴江人李衡石,其在《觉悟》发表的系列译作传播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深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译作《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地向国人传播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取代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衡石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是上海先进思想传播群体和传播场域中思想激荡的产物,又是五四时期各种“主义”交锋的缩影。“衡石”在平民教育的发展、外交主权的伸张以及先进思想的传播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代表。

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

两湖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早期传播的一个"传播标本",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或专著从整体上进行相关探讨,这与两湖地区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历史作用、地位和影响是极其不相称的。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北京、广州、四川等各省市地区传播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除了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之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省市地区传播的独特之处。正是上述这些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使湖北和湖南两省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历史进程中两大"革命策源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同时其实就开始出现了中国化萌芽现象。这种萌芽现象既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萌芽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梳理这些成果,从中可看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萌芽过程、状况、特点与规律,其主要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现代化、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澎湃、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并普遍产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而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李大钊的爱国情怀和求学经历让他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他努力学习、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寻救国路径。李大钊通过各种报刊、教学和参与社团活动等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广大青年学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救国图强之路,马克思主义成为探索中国出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探析

1929年冬,马克思主义在凉山地区开始传播,此后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不断扩大影响,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坚持以学校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三是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群众基础;四是有选择、有重点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的革命传播研究

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教职便利,利用学校讲坛具有隐蔽、安全的天然条件和优势,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和演讲的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虽然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主要是在校内进行,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结合,把讲义和讲稿出版或刊发,再加上任课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的流动等因素,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为有源头活水来:旅俄华侨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路径,苏俄是继日本、欧洲之后的第三条,但它影响却是最为深远的。考察苏俄的这一传播途径,被孙中山誉为"中国革命之母"的华侨担当了重要角色。试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借助丰富资料,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的旅俄华侨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由、内容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

已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研究,缺乏对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之前情况的关注。原因主要在于:沿袭学术界传统,忽视针对教劳结合的研究;对教劳结合概念的理解存在偏误;受研究者立场影响,忽视了部分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形式和途径。后续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挖掘教劳结合思想早期传播的历史资料,直面原始文本的具体表述,探究其与中国共产党教劳结合实践的关系;重新审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劳结合思想的传播,同时注意研究其他身份者对教劳结合思想传播的贡献;分析各种早期教劳结合运动和实践模式,甄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