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当代启示

五四运动前,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国人开始接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向中国零星传入,呈现出传播主体复杂性、内容片面性、方式单一性的特点。五四运动后,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对早期阶段的超越,呈现宣传目的明确性、方式多样性、内容全面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启示我们,新时代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主义与信仰:黄埔军校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研究

黄埔军校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军校,不仅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而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黄埔军校通过政治课程讲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出版相关教材,成为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并且还发行大量报刊,刊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得不少军校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为广东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晨报》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作为民国“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刊,李大钊曾任第一任总编,陈溥贤开创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社会主义讨论集》

《社会主义讨论集》(简称《讨论集》)是1922年由陈独秀主编、广州新青年社出版、国内第一部介绍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史料集。通过搜集《讨论集》的研究现状发现,对该书有系统研究的文章尚属少量,有笼统介绍其背景、内容与意义的,详细梳理其思想资源、内在逻辑的,聚焦大讨论对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的。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讨论集》的背景和内容进行多角度的梳理,挖掘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是其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进步青年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口头途径分众化传播、书面途径系统化传播、活动途径组织化传播等途径,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深入传播。湖南掀起马克思主义学习与研究的热潮,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后期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应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新传播方式,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

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译本是该书最早独立成册出版的中译本,也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恩格斯著作首部中译单行本。这一译本的出版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对时代思想诉求的主动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传入中国伊始不仅有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着社会层面的参与。郑次川所作的译者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帮助其适应中国语境、扩大影响力的尝试。该书的底本来源和译本内容反映出日本渠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对于“信、达、雅”的不懈追求。郑次川译本因其较高的文本质量、独立成书的出版形式、强有力的发行宣传得以迅速再版并在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对后续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将马恩著作传入了中国,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从引入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应“等量齐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若干问题的辨析

以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呈现出连贯性和反复性的特点。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广泛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中国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其中李汉俊是中国提出该构想的早期代表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成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发表重要文献《对于时局的我见》、《谈政治》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和思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宣言,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通过挖掘新史料,以严谨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图景,我们仍然有机会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和理解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1918-1921)——基于知识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将“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社会活动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知识建构为现实的过程落实为三重层面:一是以学会、研究会等“组织”为中心,接触、学习、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凝聚为意识形态共同体;二是以报纸杂志所构建的“语言”为中心,知识群体借助文本载体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以建构知识正当性;三是以学校等“空间”为中心,在传播过程中联合社会各阶层并作“实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力。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新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新江西》与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早期传播研究

《新江西》是1921年5月1日在南昌由“改造社”成员袁玉冰、黄道、黄在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办发行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刊物。从《新江西》创立背景、主要内容、价值贡献等分析表明,《新江西》由“不谈主义、关注现实”转向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反映了改造社成员的思想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早期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先进革命分子,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州农讲所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研究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为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对推动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主要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教师队伍的影响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东早期传播的重要场所,在课程中设置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时还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其中不少书籍都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同时,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还对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等进行了初步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研究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基础上,认为20世纪初,一批在省内外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鄂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主要是通过创办学校、建立社团、发行报刊、编写歌曲、成立发展党团、发动阶级斗争等途径展开。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早期传播的三条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有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从“思潮”到“信仰”——论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

以十月革命为断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作为西学东渐的诸多思潮之一;第二阶段,开始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先驱观察国家命运、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赋有了信仰的意味,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传播主体、传播意图、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等方面均有体现。抽丝剥茧,是列宁主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从“思潮”到“信仰”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列宁主义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

简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产生联系。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成为人们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焦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实践思想、理想主义、整体思维和人本思想等方面的相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宣传创造了良好环境,为中国传统社会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提供了思想与文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

五四运动前,由于文化同源、地缘优势、政策鼓励等因素,日本渠道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施存统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早期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作用,中国既从日本渠道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避免受到其消极影响。基于对早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思想的历史和辩证的研究,考察日本渠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联系,以中共早期成员对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为重点并总结其特征与影响,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增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乃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学术价值——兼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是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899年)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五四运动具有关键意义。五四时期,具体来说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1]。五四时期是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交融、重构.

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早期传播

济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主要因为其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显著优势。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成立后,作为齐鲁工会第一家,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利用报刊媒介、借助纪念活动等途径,团结了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的工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早期传播,促成了济南党团组织的建立,助力了济南和山东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探究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济南早期传播的条件、途径和成效,既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又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宣传教育有重要启迪价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超越地域、民族及时间的限定,在中国得到传播。外在的碰撞与内在的交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了许多的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体、内容、形式、渠道、时间、过程等方面的特点,可以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传播提供借鉴价值。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出版感言

在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田子渝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一编（共3卷）影印本，共计180万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4月展示在公众面前。这部作品的推出意义非凡，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经典著作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对深刻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怀念，还是为即将来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翻阅《选集》第一编影印本，受益良多，浅谈以下几点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