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XX化的热潮，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累累硕果中，赵康太教授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一书开辟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该书立足于人类文明存在丰富多样的地域性特征这一客观事实，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横纵层面展开了充分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认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参照。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需要,摒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创建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为最近目标的建党新模式;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趋势突显的新形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根据俄国基本上是农民国家的实际国情,创造了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样,列宁就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而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不能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以致苏联只存在了74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是拓荒式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不断创造新辉煌,朝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奋进,正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永不止步地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争论、推进原因与现实成就——基于国外共产党的视角

苏东剧变以后,国外共产党就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本土化与“国际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虽然有少数国外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持质疑与否定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依然从历史、现实、认识、实践的角度,明确了结合具体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并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新图景,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国外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动向及前景的必然要求。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特征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化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民族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更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中融入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本文首先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化特征,然后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挑战,最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进行未来展望。

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轨迹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自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十月革命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开展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迅速确立了苏联模式。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在“民族道路”和“苏联模式”的选择与磨擦中前进,相继产生了“波兰道路”和“匈牙利道路”,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成为战后东欧改革热潮。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东欧各国民族道路与苏联模式若即若离、暗中较量,再次掀起改革热潮,这是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好的时期。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曲折而坎坷,最终在苏东剧变中相继崩溃。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教训,值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认真总结。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的传播理论本土化

自西方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而缺少核心的传播理论建构仍是传播学中国化范式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近来西方学界更有传播失败论以及“重建”传播学科的呼声,有学者开始将传播核心理论建构重新置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哲学命题的提出,传播的哲学本质研究越发具有可见性,为传播的去伪存真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建构契机。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原理性研究和价值性探索等层面上进行传播研究的中国本土化尝试,也是在对长期以来以西方传播理论体系为主流的学术领域的一个挑战。在东西方互鉴理念下着手对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当代价值作出客观、科学、系统的鉴选、甄别与评价,致力于本土文化自信与传播本土化的双向成就,以期为复杂人类传播现象进行科学全面考察提供新的可能和进路,从而更好地认知、利用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献上绵薄之力。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路径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提升主流媒体议程设置能力、提高国际本土化水平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历史唯物主义的英国化探索与建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结合英国现实,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本土化的解释和建构,从结构、文化、空间三个维度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范式和研究理路,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凸显了对“人的解放”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文化研究的内涵,其多元的社会理想展现了兼容并蓄的整体主义视角。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英国化探索与建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阶级分析”的遗忘与回归——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本土化的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中,阶级分析范式作为认识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本土化。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分析是划分“敌我”的指导工具,服务于政治动员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为避免意识形态之争,阶级分析被刻意遗忘;进入21世纪后,为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又通过阶层分析重新回归,受到了韦伯主义思想传统的挑战和改造。新的阶级分析范式中,阶级与阶层之间相互映照、互为补充的理论张力满足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分析需求。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全面统筹好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于全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 ,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邓小平哲学新构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的哲学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文章从实事求是的形成和发展 ,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 ,以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三个方面 ,对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哲学作出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社会学本土化

尽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还存在两个非常明显和普遍的问题:一是从历史上看,虽然致真知和致实用是社会学本土化一贯的初心和使命,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常常出于社会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形势考虑,在很长的时间中将其边缘化了;二是从现状和趋向上看,随着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不断展开,社会学的本土化或多或少发生了异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舍本逐末,常常局限于自身职业以及社会学学科和学术的悬浮化发展。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新时代,社会学学者应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归社会学本土化的初心,将重心放在有效兑现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上。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探索

本文提出,在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点,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故事、语言和符号,以生动、具体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力和接受度。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比研究,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从而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学习价值。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既可以提升教学效果,又可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实践形式和发展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纲领体系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根据人类解放的三个革命进程而去解决革命的时代主题和实践形式的转换问题,而民族化就是根据民族特点去应用和实践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解决各个民族和国度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路线和具体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根据与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与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化同时发生的。文章着重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根据,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特质,一定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观需要,以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推动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内在要求、实践基础和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比较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认识、标志性成果和各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三个方面对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当今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进行了比较,认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科学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各民族国家得到真正的创新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质的规定性与其在民族国家运用过程中个性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坚持民族特色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地位的否定和背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是其应有之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较好地处理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普遍性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张力关系,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与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或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需要根据各国国情与各国国情的发展和变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今各国,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世纪党的重大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最显著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

当今,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是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需要关注哪些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怎样才能实现新的突破?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期望这些讨论能对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视野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全球化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进程中,要特别重视理论创新、普及理论知识和民族化形式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抗日战争历史背景下党的政治和文化策略民族化转向的象征

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走向成熟和氛围最为浓厚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历史氛围的回应，是中共政治和文化策略民族化转向的象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有助于改善党的政治形象，增进党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