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逻辑的环境伦理:从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看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凸显出资本逻辑对于环境伦理学发展所构成的限制与挑战。环境伦理学研究在“道德关怀”、去“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公共性”等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被资本逻辑所消解。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环境伦理学而言就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资本逻辑,这不仅为环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传统幸福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从古至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都始终如一。对于幸福观的理解不仅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更能够展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传统的幸福观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其适用性。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也是我国认同且关注的观点之一。新时代,人们应该正确认识儒家传统幸福观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通过对其进行比较,构建适应当下时代的幸福观,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更好地进行融入,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罗国杰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开创性贡献

罗国杰教授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就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与发展而言,他呕心沥血积几十年之所成,带领团队矢志不渝地从事建设活动,并在理论与实践以及人才培养诸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极大地缩小了伦理学学科体系同其他相邻学科的差距,进而使伦理学学科得以无愧地立于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林,发挥了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并为其培根铸魂的伦理妙用。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夯实共同富裕伦理基础的启示

马克思伦理思想揭示道德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关系表现的意识形态,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本原则,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是道德实现的基础。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伦理思想形成了从抽象的自然人到现实的社会人、从道德批判到道德建构、从价值理性到科学理性、从个体主义到制度主义的发展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导向和思维方法,有助于跳出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同主义的伦理纷争以及避免我国历史上平均主义伦理的非理性。夯实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应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坚定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立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和营造积极健康的财富观;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动态伦理;以法治护航社会公平正义,完善分配制度和诚信制度。

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斗争精神不仅能够战胜各类风险挑战,而且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斗争的意志与理性、斗争的至善与应当、斗争的自由与义务、斗争的正义与勇敢等构成了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道德人格,在造就人们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斗争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要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实践中人民立场的道德价值原则。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集新时代文化领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吸纳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新观点新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文化阶级、文化使命、文化融合、文化形态、文化领导权、文化开放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在规律、构筑起其基本方法、构建起其科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历史主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分支理论的一个核心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分支理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无疑是新时代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早期的红色报刊传播与宣传组织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推进党的新闻事业积极发展,而且,在革命报刊传播实践中也主动建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与特征,系统反映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逻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取得新认知,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科学内涵、社会功能;在“为什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进行新思考,立足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阐明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做出新部署,从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制度保障、具体方法、全面领导等方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谋篇布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产生的来源、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疾病与健康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重要内容,有很多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重要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丰富的卫生思想。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产生的来源、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出发,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卫生思想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医药卫生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潘懋元: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与引领者

潘懋元是我国系统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倾注毕生心血带领广大研究者对杨贤江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与应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潘懋元在研究掌握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秉承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在潘懋元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传承与发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了薪火相传。潘懋元研究杨贤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程、成就及贡献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逻辑理路、演进历程、现实指向

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物质前提、制度基础、鲜明特征、社会实践途径等内容,为共同富裕由愿景变为现实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基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理论精髓的准确把握,新时代聚焦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用生动鲜活的当代中国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识思想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其重要的思想内容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对社会意识有着深刻的探讨和独到的见解,可以说马克思通过关注社会意识问题才找到了破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密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识从社会历史观领域分析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揭示社会意识的理论内涵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形态,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论、建设论和多元论三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国家和民族之魂的高度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构想,提出“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强国的价值引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论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文化多元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传承与弘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在总结中共历代领导人生态思想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从理论逻辑、历史视野、价值取向三个方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形态和实践道路日渐丰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扬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生态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转型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发展理念,对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路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形势和推动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断、重要指示、重大部署,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维逻辑路向,即生产力逻辑路向、生产关系逻辑路向、生产要素逻辑路向,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