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观之发展

科学地评价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承认其相对的真理性和在特定时代的进步价值,予以批判地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关于文化继承的基本思想。"古为今用"的含义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应用于现时生活。换言之: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应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古为今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古为今用"问题上,要善于区分"糟粕"与"精华",防止二者的混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新经世致用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四大家为中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一种新经世致用论。这种新经世致用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是对传统经世致用论批判与继承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实践理性精神,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提供了历史解释的视域。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认为革命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但往往为了革命性而忽视科学性。故史学要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必须以尊重史学科学性为前提。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立场--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树立正确文化观首要的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认为重视人类的文化遗产乃是对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应有尊重。它揭示了对待人类的文化遗产的客观依据,确立了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立场,从而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文化遗产保留着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及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富有民族性、民间性、地域性、独特性、审美性、综合性等特征,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民族的文化命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好多遗产遭受冷遇、歧视、破坏,正在濒危和消亡。当文化保护成为世界性主题的时候,以文化保护为视点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著,开拓其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今的现实相联系,增加其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细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对于我国及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形成、方法的制定、措施的实施都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四重境界:科学体系、政治理论、思想方法、文化遗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首先在于它作为科学体系,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其次在于其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理论,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格局;再次在于其作为思想方法,发挥了巨大的全方位的指导作用;最后在于它体现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征,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断地永久地发挥着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独特的视域。首先,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确立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即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既要从本体论维度凸显当地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也必须在价值论维度充分尊重和关照当地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其次,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应当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辩证地处理好保护与开发、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最后,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遵循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总体思路。即古镇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必须立足于当地的实践,激活古镇文化遗产,推动古镇文化的创新;古镇文化的创新成果又必须服务于当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动古镇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建设路向性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举措,不仅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事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以“双创”方针逻辑原点、逻辑演进和逻辑复归的演绎层次为切入点,对“双创”实施的历史机遇、实践机遇和科技机遇进行现实审视,厘清“双创”方针的逻辑与背景。同时,结合“双创”实施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世界多元文化冲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内外因素造成的挑战困境,最终得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创新发展前提、以人民群众为创新发展立场、以“破”与“立”为创新发展原则、以打造品牌为创新发展手段等建设路径。

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什么?——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考察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

对于文化遗产,不但要坚持"批评地继承"的原则,而且必须弄清"应当继承什么"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文化遗产的本质意义在于它内蕴的精神意识,不在于它的外部形态。而这种精神意识不但具有时代性,更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因此,继承文化遗产不是要重复历史的文化面貌,而是要吸收遗产中体现出来的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精神意识,保护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但要严格维护遗产的原始的外在形式,更要注重宣传、弘扬、吸收遗产的内在精神。同时,还要以全球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遗产,找出其中可以发展、改造的成分,从而改造它、发展它,在它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新文化。

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气候正义话语”辨析

进入新世纪,一个带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试图为欧美发达国家开脱义务责任并将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甩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西方气候正义话语”甚嚣尘上。它在简化或曲解发展中国家气候正义诉求的基础上对气候正义理念原则展开重新诠释阐发,借助于“孤立主义方法”制造气候正义与社会正义间的对立,偏执于为气候应对中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进行辩解,突出或渲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责任,并配合以代际责任之名来转嫁责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正义观点立场发起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及基本观点,不仅可以强有力地揭露这种貌似时尚话语的理论浅薄之处,重新规约气候正义理论在社会与生态双重向度上的伦理诉求,还可以对气候非正义的根源进行深层追问与追责,进而指明推进气候正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正确方向,即指向并挑战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严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的紧密融合

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能够在现代育人工作中展现出不容忽视的价值。将茶文化渗透到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有效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内容,为马克思主义青年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的培养提供助力。本文对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融合的重要价值做出了探讨,对二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做出了论述与分析,并从文化传承创新、融合方式、融合载体、融合机制和实践育人五个方面,对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融合路径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发展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规约为三个层面,即主体层面、客体层面以及实践层面。主体层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要兼具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同时还要有推动二者契合发展的主观意愿。客体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属于异质文化,但他们符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特点,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具有“形似”之同质性,均关注人的问题,注重人伦道德的提升。实践层面,两者契合发展的前夜乃是文化的迷茫时期,契合发展是在多元文化的角逐与竞争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下实现的。

历史教学实践的理论根柢与应然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的思想方式与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及历史教学皆有着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照下的历史可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两方面审视。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历史的整体创造是基于“人的需要”,其发展有赖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观点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柢和逻辑导向。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在于:把握个体理解原则,注重历史情境建构;坚持整体认知原则,多方面呈现相关史料;重视因果解释原则,厘清历史因果关系;遵循史观统领原则,辩证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来自精神凝聚力、精神感召力、精神意志力和精神创新力。其中,精神凝聚力表现为民族凝聚力、群体认同力和个体认知力,精神感召力表现为“崇德论”、“尚志论”和“人本论”,精神意志力表现为意志坚定性、意志顽强性和意志普遍性,精神创新力表现为守正创新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时期的主题与任务,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时代新征程,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脉络,有利于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筑牢道路根基、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集新时代文化领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吸纳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新观点新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文化阶级、文化使命、文化融合、文化形态、文化领导权、文化开放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在规律、构筑起其基本方法、构建起其科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