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当代空间社会学,不仅是对以往结构性研究方式的突破与超越,也应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回归与发展。空间思维,不仅未曾在马克思思想中“缺场”,恰而相反地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在1839—1841年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便提出了感性空间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萌芽,而感性实践观的提出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基点。基于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的理论起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空间批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在新时代的理论演进。回溯与明确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脉络,对接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启示。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本文聚焦四位理论家所呈现的总体性范畴,尝试勾勒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以日常生活批判勾勒出社会总体性。梅洛-庞蒂借助处境、共在等范畴批判和超越涂尔干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理解社会事实总体性的可能。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展现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作品意义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同构性。普兰查斯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将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辩证总体性。本文围绕总体性与学科性的融通,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进一步讨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

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三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先后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看法。从整体上看,斯坦纳强调文学的倾向性及其对批评家的贡献,但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威廉斯凸显文学的本体论特质,却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学说;伊格尔顿突出文学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文学语言的社会意义,而遗漏了普列汉诺夫的贡献。与此同时,以上“三说”都将唯物史观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三者一并考虑,才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该体系的全景图。持续引介、研究和总结该领域的相关资源,对我们从宏观上审视和把握其本源样态与发展文脉,以及从微观上洞悉其丰富内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建社会抑或保卫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之比较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理论大厦中,“社会”都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旨趣不仅仅在于解释社会,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始终作为其理论主线而存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声称“社会”即其理论建构与公共实践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以“社会观”为核心视角,围绕“社会”的涵义、价值、变迁、解放四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做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比较,并从现实层面解释两者差异的生产,最后指出两者的理论共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理路——基于“丁费之论”的探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费孝通和丁克全的学术论见中,呈现了关于这一命题的贯彻与运用。无论是丁克全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的构建探索,还是费孝通强调的基于调查实践推进的中国社会学建设之路,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思考,是志在用社会学学科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行动。“丁费之论”中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理路,对于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反思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之后现代性发微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舞台上经历了两度浮沉,社会学批评的前后两次式微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后现代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真理、理性、"宏大的历史叙事"、文学经典、唯物史观、读者身份等方面的颠覆和消解,试图凸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第二次式微过程中面临的理论挑战,文章最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重新定位及其理论发展等相关性问题。

从批判现代性到现代化的多重反思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拓展

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了批判现代性理论。赫勒从批判现代性的视角提出要超越现代性的三重悖论以及现代性的动力和逻辑。费赫尔将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与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相联系。马尔库什则从文化危机的角度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尔科维奇和科西克将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视角延伸到对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上。相比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在价值介入、实践立场和双重批判上进行了拓展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反思和超越包括西方现代性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可能性,可以形成一种蕴含多重反思性的现代化。

从“经典”走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阐释的问题、方法与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经典阐释是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一种理论深化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家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来源,经典阐释从这一来源出发,但不拘泥于摘句式、照搬式、引用式的研究,强调从“经典”走向经典,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论述的哲学观念、基本精神与方法论启发走向文艺问题的整体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阐释面临不同语境与理论历史发展变化的影响,需要强化问题性选择与论域,需要坚持系统性、问题性、批判性、对话性、当代性的研究路径,通过经典阐释,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论述框架和解析方式,在经典阐释、问题介入与批评实践的合理融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设提供方案。

“左联”成立前后中国左翼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

“左联”成立前后,随着“革命文学”论战走向深入,中国左翼文坛开始自觉地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给了中国文艺界极大的启示,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翻译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艺术社会学思想。鲁迅和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基于《社会学大纲》的考察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整体上对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进行系统阐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原则,并且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其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1918-1921)——基于知识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将“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社会活动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知识建构为现实的过程落实为三重层面:一是以学会、研究会等“组织”为中心,接触、学习、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凝聚为意识形态共同体;二是以报纸杂志所构建的“语言”为中心,知识群体借助文本载体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以建构知识正当性;三是以学校等“空间”为中心,在传播过程中联合社会各阶层并作“实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力。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落地实践,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一直指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的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发展,在学理方法上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各自所包含的观念逻辑与理论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阐释,最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新内涵、新形态。由于此种新内涵与新形态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为基础,以文学批评的思想、内容、形式、功用为进路,通过打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审美性、人民性标准与中国文学批评“道”“文”“质”标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逻辑、情感逻辑、伦理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一种统一文学创作、鉴赏、教化、批判与行动五重目标的全新文学批评共同体。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纠葛之间重申典型的文学价值——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困境与可能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社会学本土化

尽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还存在两个非常明显和普遍的问题:一是从历史上看,虽然致真知和致实用是社会学本土化一贯的初心和使命,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常常出于社会学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形势考虑,在很长的时间中将其边缘化了;二是从现状和趋向上看,随着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不断展开,社会学的本土化或多或少发生了异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舍本逐末,常常局限于自身职业以及社会学学科和学术的悬浮化发展。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新时代,社会学学者应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归社会学本土化的初心,将重心放在有效兑现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上。

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评策略与文学实践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环境正义生态批评的重要流派,是生态批评的“红色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绿色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批评策略是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这超越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生态中心主义诉求;也超越第二阶段生态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人类和男权中心主义批判及男女两性和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诉求;还超越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人类和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和第一与第三世界、人与动物、白人与有色人种平等相处的诉求,实现了从伦理到文化批判,再到制度批判的转变。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学实践包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阶级歧视和物种歧视,重读文学经典,阐释文本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阐释文本的共产主义意蕴,建构理论等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人类和生态中心主义争端,弥补了生态批评人文关怀不足、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对人类整体利益重视不足的缺陷,可望使生态批评渐趋成熟。其文学实践可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思想和艺术启迪,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提供理论资源。

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彼德·巴里与罗伯特·帕克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分析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农业转型与资本积累——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

罗莎·卢森堡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的农政思想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梳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被视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而卢森堡关注的是传统农业和农村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内含的矛盾。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政思想主要强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和后者逐渐被资本化的变迁方向,农业农村往往处在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卢森堡农政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刻依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领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位置。但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对于传统农业农村有很大伤害,也最终会激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的几种批评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基于不同哲学思想谱系,从符号学角度对艺术活动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考察和阐述。马克思在论及历史时,对诸多杂乱的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化、情节化和戏剧化;列斐伏尔与布洛赫在各自论述中,阐述了艺术中的象征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审美、伦理功能;德拉-沃尔佩则通过对艺术符号的考察,表达了对艺术品各自审美特性的强调。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在表述各自符号美学理论及观念的同时,既显现出对艺术与美学的不同观照方式,又表达了不同的符号美学观念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