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正本清源——基于马列著作的文本学考察

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三种社会形态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论”(或作“五种生产方式论”)两种主要观点及其争论,其中后者则为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省思,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或阐释。但争论依然激烈,分歧继续存在,甚至对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过社会形态理论这样的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性看法。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狃于寻章摘句以论证预设观点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既相悖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也背离了马列著作的原义。立足于文本学考察,可知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上,从未明确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而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作过一些描述或设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明确阐述“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长期支配中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论”,实为列宁和斯大林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是后者将其教条化和神圣化,因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个体社会责任品质培育目标的双重建构

个体社会责任品质的培育应合乎现代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统一,其培育目标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突出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全面性,主要从内容维度和过程维度进行建构。内容维度的总体目标应包括秩序理性、社会关怀、社会担当、社会参与四个方面,即通过秩序理性强化社会责任认知,通过社会关怀培育社会责任情感,通过社会担当磨炼社会责任意志,通过社会参与引导社会责任行为。从过程维度考察,起步阶段的目标在于培育个体的是非品质,深化阶段的目标是培育个体的合群品质,成熟阶段的目标重在使个体养成利他主义的品质。

郑杭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

郑杭生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从两种类型论出发,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典范教材,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他强调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和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他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设和重要命题,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郑杭生先生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关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 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证逻辑出发,试图阐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指出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涵、意义和本质。最后揭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当代价 值,这对于我们国家制定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战略意义。

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当代空间社会学,不仅是对以往结构性研究方式的突破与超越,也应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回归与发展。空间思维,不仅未曾在马克思思想中“缺场”,恰而相反地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在1839—1841年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便提出了感性空间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萌芽,而感性实践观的提出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基点。基于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的理论起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空间批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在新时代的理论演进。回溯与明确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脉络,对接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滑,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学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完整思想体系,包括生产力与教育、生产关系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等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建设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教育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运用,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历程的分析

纵观新中国成立75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历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解上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返本开新,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结合点,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条件的结合更为全面、更为系统,达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整个历程来看,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越来越系统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挖掘与运用,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与之相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识思想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流派,其重要的思想内容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对社会意识有着深刻的探讨和独到的见解,可以说马克思通过关注社会意识问题才找到了破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密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意识从社会历史观领域分析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揭示社会意识的理论内涵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哲学思考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复杂。如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守正创新中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对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及表现进行系统梳理,对中西方文化价值及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认识与思考:以历史自觉、历史主动破解“挨骂”被动;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破解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历史定力、历史担当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形态逻辑

中国共产党于历史性和现实性中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作为形态逻辑的演绎,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为世界谋大同相结合产生了理论切中现实的基本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职责,其出场具有革命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探索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党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如何驾驭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等问题,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其在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属于中国,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立场凸显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较量中取得胜利的压倒性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原则,推动了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实践的实时跟进。新时代,中国始终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化丰富,同时,使其更契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是引导中国践行“中国梦”的导航灯,其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也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明确了方向,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了规律,为人类今后的良性发展探索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新、纵深发展。

切近社会存在的思想征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90)》的当代审视

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一段切近现代社会存在的思想征途。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就是这样一部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力作。它阐述了从马克思去世后到东欧剧变时期(1883—1990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知识谱系,让我们看到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起伏和追求真理的努力。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理论阐释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问题意识是明确的,评价是犀利的,视野也是独特的。但是受立场和时代的限制,它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身的理论偏颇和历史局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开拓创新——评朱鹏华《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同时它也是一个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众所周知,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决定了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和对现实的解释力,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创新基础理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选择。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它是建立在物质商品生产领域的两部类模型。时代的发展、劳动形态和社会财富形态的演变,使得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视角下分析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跨学科方法的广泛应用,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为语言学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考。然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观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仍是一个待挖掘的领域。为加深语言学跨学科研究,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观的结合及其在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城市社区社会风险诱因及治理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风险观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加快,我国日益进入风险交织叠加的风险时代,各种风险悄然而至,错综复杂。城市社区作为多元群体的居住地、多重利益的汇集点、多种风险的聚集地,因多种因素导致其社会风险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管理风险、公共服务风险、卫生健康风险等。本文在实证调研基础上,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导致城市社区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居民自治参与不强、地方社会网络落后、社会整合机制不健全和职能边界不清晰等。因此,有针对性提出激发群众参与“内生力”、发挥网络赋能“创新力”、提升社区资源“整合力”、强化管理服务“保障力”等风险治理措施,对打造社区共同体、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教学具有高度契合性。“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征,应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的相关教学内容也为“六个必须坚持”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本文聚焦四位理论家所呈现的总体性范畴,尝试勾勒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以日常生活批判勾勒出社会总体性。梅洛-庞蒂借助处境、共在等范畴批判和超越涂尔干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理解社会事实总体性的可能。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展现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作品意义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同构性。普兰查斯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将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辩证总体性。本文围绕总体性与学科性的融通,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进一步讨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