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革命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关于伟大革命的重要论述。伟大革命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伟大革命的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伟大革命论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为人民革命的根本立场、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蕴含着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精髓要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继承;强调社会革命的广泛性、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暴力性、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性,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革命的时代之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时代发展与创新;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维度对推进新时代伟大革命这一时代命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破解,为推进新时代伟大革命提供了基本遵循、科学指引、思想武器,是推进新时代伟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产业革命理论

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叠加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制造业全球化不可逆转,将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是习近平产业革命重要论述的精髓。应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火星论”的假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真需求

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范式,从方法理论、逻辑原理和策略原则上是基于发达国家,东方社会落后范式是被动而起的。1848革命后,革命低潮促使马克思提出"信号"论和"火星"论,"火星"能够在世界革命的初期而且仅仅是在初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启动发达国家开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清末官僚专制势力的卖国性和资本的软弱性以及先进团体建设的滞后性和农民阶级的小生产者特性,决定了落后中国的民族革命或集体反抗不能激发发达国家国内革命从而演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路可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传播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指导、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和生成的实践历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所走过的自我革命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和行动镜鉴,即必须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必须在坚守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在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于以数字革命或智能革命为标志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中国正处于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叠加阶段以及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借鉴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且与新时代世情和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存在的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思想。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兼评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

冯天瑜先生考证了中西历史上的"封建制",认为20世纪以来指称中国自秦代以降为"封建社会"是概念的"误植",导致"泛封建论",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但是我们认为,"封建论"是革命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撇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而从"名实"的角度来辨析"封建论",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的诠释与实践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律”、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自我革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内里聚含着丰富的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实现了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经历了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的命”的转化,不仅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相较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优越性,也凸显了先进政党的高度自觉性和自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