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法哲学思想的发展

关于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多数人倾向于将它解读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国家意志论和物质决定论,而此"三论"非但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的本质的理解,而且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试着超越传统的思维定势,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为考察文本,梳理出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三方面发展:在本体论方面,提出法学的多元观和建构理论,区别于先前的一元观和反映论;在法学方法论方面,采用深度描述的方法,关注动态的法律而非静态的法律,对它们进行解释而非评价;在法学的发展论方面,主张一种融西方法律中的普适性与东方法律的特殊性于一体的复合式发展观。本文的价值在于首次从法哲学层面上解读人类学笔记,希冀能给中国法制现代化以裨益。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再研究

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做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再研究

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做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政治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所当然需要纳于政治学视域下展示其内在的理论魅力。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为基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学术上仍然呈现出“混沌”现象。因此需要立足于政治学,全面梳理国内外重要研究著述,从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验人类学等不同类型归纳分析。源于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身是一个跨越多种学科的宏大命题,但由于各个学科之间壁垒叠障,各自沿着自身惯性力量迅猛发展,跨学科之间彼此界线鸿沟裂痕仍在加剧扩大,导致该领域至今处于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一题各表的复杂状态。故此,梳理以上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才能真实有效地将其引入政治学科学化的交叉复合学术境界,并推演出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风格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