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俞吾金命题及其意义

俞吾金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在对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反思和研究中,他明确地拒绝传统的正统诠释路径,即,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后者理解为前者的推广和应用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除历史唯物主义之外,马克思哲学没有其他的内容。这一旗帜鲜明的观点可称为“俞吾金命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俞吾金教授把马克思哲学革命概括为三个方面: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本体论,或更具体地说,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社会生产关系的本体论;从抽象认识论到具体认识论,或更具体地说,是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自然辩证法到实践辩证法,或更具体地说,是从自然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辩证法。俞吾金教授的研究成果有多方面意义,它超越传统教科书体系所依赖的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超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元论,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和思想贡献提供了新的完整视野;与时俱进,他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自觉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为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抑或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问题从来都直接关乎政治问题的根本立场,因为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鉴于此,从多个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意涵进行阐释,将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

历史唯物主义形态Ⅲ:马克思“晚年笔记”及其方法论新探

有关马克思“晚年笔记”与“两大发现”之间的内在贯通性联系,多年来缺乏令人信服的深入思考。作为哲学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经济学范畴的剩余价值学说始终是交织互渗、浑然一体的,二者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前者系奠基于社会物质生活之上的总体式认知整个人类社会本质及其历史变革的科学方法,即“宏观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后者为通过当下资本社会中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剖析,在穿透各种颠倒的经济关系假象与祛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光环之后,再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下资本社会的历史本质,即“微观历史唯物主义镜像”。而“晚年笔记”中含渗的“历史认知的科学辩证法”实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其内容特质体现为关系实在与矛盾思维相结合、人类一般与民族特殊相交织、逻辑统摄与实证研究相统一、历史过往与当下走势相贯通。基于此,既能从理论上彰明作为整体统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贯通性,也可在实践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依凭。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平观及其当代启示

在阶级社会,每个人都陷入无休止的阶级战争中,人们依然被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看似得到的个人自由只是表面,这种制度赋予的表面自由离真正的自由还很远。文章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平的论述;其次,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基本特征,包括批判资产阶级和平的虚伪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最后,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探析

马克思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遵循了由哲学到经济的批判逻辑:他首先对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清算,在宗教与现实之间的本质论中逐步显露出自己的唯物主义倾向;随后在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辨析中探讨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出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最后深入到经济问题中,从人类天然的生产活动中抽象出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最终形成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贡献及研究启示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解释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1843年马克思所著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是探究唯物史观起源问题的关键,其中丰富的人类历史研究痕迹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发展相关问题的长期关注,也使我们得以完整地窥见唯物史观的雏形--“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在MEGA2《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原始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曾以三个梯队的考察内容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基本思想层层加以推进。他运用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研究中常用的历史考察法和交叉笔记法进行考察,最终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哲学路径。总之,《克罗茨纳赫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起源的重要窗口,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认识——基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是其中的重要概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著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拆分、拓展、重组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构想。文章通过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解读,来理解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而再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新的启示。

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寻根与本质探赜——从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谈起

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梳理了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非正义性,并提出新的分配方式以超越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阐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提出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路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范了社会财产关系。探寻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根基,把握其与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思想之间的关联,有助于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脉络,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理论发展进程。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探析

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常常陷入各式二元争论中,比如决定论对唯意志论、结构主义对主体能动等。政治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论争中产生的各类观点存在颇多质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某些历史事件时存在不足。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作用机制给出新的解释,进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作出独特的分析。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产生了一个真知灼见与错误观念相互交织的混合物。甄别这种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中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提倡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提供有益借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达,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重要根基、关键环节、价值旨向、根本依托、未来发展,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为历史限定,在破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厚植中华文明底色,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新时代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人民历史主体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其内在逻辑的个体结构,呈现其内蕴的丰富意涵,既有助于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更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维度,着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

文本视角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研究——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系统阐发了社会公正思想。基于文本视角,《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公正观的阐释体现在:从出场语境上对“词句”的“运动”进行理论批判,“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现实的批判;从考察方法上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线索,阐明物质生产在实现人类社会公正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从叙事逻辑上以分工和私有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为向度,阐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可能性,以无产阶级主体力量、阶级斗争基本动力为向度,阐述实现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理想的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认识论与实践观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以及《实践论》中认识论与实践观的内在逻辑。《实践论》以人的社会性特征为出发点,以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强调了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并得出了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相符合。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能兼容道德——论凯·尼尔森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辩护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否蕴含客观的道德观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凯·尼尔森以“正义之争”为问题导向,提出其背后更为基础性的道德伦理问题,他在驳斥马克思主义反道德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辨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指出马克思在讨论道德与意识形态两者关系时,选用了道德社会学层面,而非道德哲学维度。凯·尼尔森提出的语境主义道德观解决了反道德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兼容道德的争议性难题,但是他从语境主义而非哲学意义的角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形成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难以达到对反道德主义的根本性批判。

历史与天命之间:历史唯物主义与儒家历史思想论衡

历史唯物主义与儒家在历史观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人类学转向。儒家的历史本体形成于中国上古时期历史与天命之间的分离与统一。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原则的最终确立则经历了西方历史神学思想的漫长孕育,以及马克思对这种作为宗教意识的历史意识的颠倒。历史的首要地位最终才得以脱胎出来。儒家在历史与天命分离之际对天命的二重化理解,由此所带来的对超越之天的悬隔,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然”概念的祛除是一致的。双方在各自排除了“超越之天”和“救赎历史”之后,也就不约而同地确立了在代际传递的历史人类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精准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基础上,把文化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置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凸显了“以文化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坚持人民立场,把尊重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作为文化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体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强调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原则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独创性贡献。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探析

哈贝马斯根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进而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重建。他通过重解社会进化论、重建交往理论分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重面向进行了解构,重建了“生产范式”的基本内容,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关于语言、交往和进化的理论为我们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径,但在重建的过程中也陷入了误区,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范式”的解读实际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因此,应该坚持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生动运用,承载着马克思指向社会变革的历史观,重点不在于对拿破仑三世称帝的解释与还原,而在于“改造世界”的向度,即在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如何实现现有社会的变革。马克思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以及所涉相关主体的剖析,揭示出隐藏在复杂的政治乱象背后的是多重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相互博弈,由此明确波拿巴成功复辟与政治形象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指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人权中,而应当立足于人的高度深入到社会变革当中去。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和思考,更是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的一种科学的路径和整体性的视野。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研究

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以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人的生命权益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对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生命权益普遍被剥夺、异化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否定,进一步阐释了劳动解放促进生命解放、实现生命正义的科学路径,形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不仅是同西方生命政治思想展开深入对话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当代作者”与“当年马克思”的对话关系,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系统总结、理论提升中国生命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