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留日热潮。这批留日学人不仅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受当时日本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译本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研究文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日本的初期传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企划出版过程,呈现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的盛况,并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编辑出版情况跟踪

世界历史上第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汇编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们分别是艾威林夫妇主编的《东方问题》、梅林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选:1841—1850》、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以及梁赞诺夫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这四部文集从理论文章、报纸通讯、往来书信等不同类型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进行了历史性集结,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为1920年代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1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以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苏共(含俄共和联共[布])文献和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献著称,本文简要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历史命运以及该馆历代档案学者和历史学者为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付出的卓绝努力,着重介绍该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的基本结构和具体内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巨大政治和学术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在阿姆斯特丹

本文论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内容,并简要介绍了即将进行的文献电子化项目。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命运

从1895年恩格斯去世至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20世纪初,这些文献遗产从英国伦敦转移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其中部分手稿和书信直接保存在伯恩施坦家中;其次是20世纪2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进行了照相复制和编辑出版;最后是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国际友人经历了携手拯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艰辛历程。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运抵荷兰之前在西欧的辗转迁徙之旅,并回溯了这批文献遗产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联系;接着勾勒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内容,并介绍了被《世界记忆名录》收录的两份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情况;最后概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数字化项目的相关信息。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在日本的典藏与数据化

本文前半部分对日本大学、研究机构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收藏和公开情况进行了介绍,后半部分则主要针对东北大学收藏的马克思藏书《哲学的贫困》及其数字化进行了详细论述。IMES(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有关人士充分肯定了该数字化方法的有效性,认为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多达800册、约4000—5000页的马克思恩格斯批注的编辑和发表。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文献典藏与研究

自1920年成立以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首任院长梁赞诺夫的带领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与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在研究院14个研究室中,收藏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珍稀文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及相关刊物;另一方面,在档案馆的五大部门中,收藏了大量原始的档案资料,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珍贵手稿、书信和摘录笔记等。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文献基础。在丰富的图书和档案典藏资料的基础上,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博物馆,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专题展览来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思想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思想是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对文化生态的描述和阐释,是以社会生活整体层面、动态的生产实践层面、静态的社会结构层面这样三个层级结构,按层层深入的理论逻辑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思想的根本价值诉求就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批判,实现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理想相适应的文化新生态。这一思想对于全球文化交汇激荡和国内文化日趋多元多样的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重构--关于梁赞诺夫版以来各版本的比较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在193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文献考证版第一版第一部分首次刊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进入196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通过将手稿的叙述形态与编辑好的文本进行对照和文献学研究,证明了现刊文本的肆意性,甚至指责它们是伪书。1970年代,人们开始了重构该书第一章的各种尝试。《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辑至少要考虑两个基本原则:就文本排列而言,应该依照原草稿当初的排列形态;就编辑体例而言,应该充分发挥两栏(或者是双联页)版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