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贫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贫困治理的新理论、新举措。主要包括:把消除贫困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党对扶贫开发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力;共建一个消除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论和举措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治理理论,而且对中国贫困治理及全球贫困治理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根源,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会形成"生产力越发展,无产阶级越陷入贫困化"的悖论,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彻底解决工人贫困的根本出路。一、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性课题: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工人贫困化加深。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对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不仅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也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指明了道路。当前我国反贫困实践中,出现了诸如贫困人口分散化、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为此,在我国今后的反贫困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制度,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主要阻碍,也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明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核心内容是“一切贫困”及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可以为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实践提供指引:(一)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二)把精准扶贫作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战略;(三)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研究及时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走向了成熟。他们深受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的历史,形成了内涵丰富、鲜明特色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正是这样一种既有丰富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创造,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国家理论自产生以来,便注定是贯通古今的关键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与当前中国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聚焦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所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与当前中国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从打破制度桎梏到制度引领的问题域转变,始终不变的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价值意蕴,展现了后脱贫时代“精准”“多维”“共治”的贫困治理观,并进一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

以马克思贫困理论解读贫困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构建贫困治理的框架,对于新时代的我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从制度、资本剥夺、生产力、能力与知识四个层面剖析了贫困产生的根源与特征。以马克思贫困理论解读我国的贫困原因,认为贫困主要源于:弱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导致改革红利无法普及;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资本剥夺;生产力发展导致结构性贫困;知识与能力欠缺导致劳动力相对过剩。因此,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构建贫困治理目标结构;以政府为核心构建多方联动贫困治理结构;以贫困群体为对象构建贫困治理的包容结构;加快扶贫模式创新,构建贫困治理的动态机制。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视域下的相对贫困治理

2020年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接下来缓解相对贫困难题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相对贫困就绝对贫困而言,人口基数更大、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分散、致贫原因更复杂。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容丰富而科学,我国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继承、发扬和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在新阶段,我国对于相对贫困的治理要立足于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长效保障机制和长效动力机制;多维角度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渊源、历史进程和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以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为文化根基,批判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国贫困治理相关理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的探索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萌芽、发展、深化和创新四个历史阶段。在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路、彰显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的优越性。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对我国贫困治理的当代启示

贫困问题是当代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摆脱贫困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望。马克思终身致力于贫困治理研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贫困治理体系。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新时期我国贫困治理实践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将扶贫工作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内在价值与经验启示——基于“赋能赋权”理论的微观视角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立足于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发展生产力、公平分配财富的反贫困路径,为无产阶级政党减贫斗争提供了方向指引。在我国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运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造性地以赋能、赋权为手段,因势利导,推进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了社会进步、生产发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在未来若干年内,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将集中精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研究

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决定论、剩余价值理论、劳动异化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致贫的原因。即使资产阶级偶尔主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的工资等,都改变不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地位。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的主要路径选择。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昭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根本。

中国减贫理论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历史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众多新思想和新观点,做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既为新时代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贫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习近平扶贫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直接减贫效果、间接减贫影响、重大溢出效应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历史意义;从坚定全球减贫信心、回应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扶贫论述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扶贫论述为解决贫困治理的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年周年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１５０年周年孙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编者的话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时代价值

实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事业和奋斗目标。面对理性的国家和法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贫困日益加剧的现状,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剥削性,提出了无产阶级整体脱贫的方法策略,形成了科学的贫困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无产阶级必须首先通过暴力革命进行制度革新、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并积极组织和发展社会生产才能实现整体脱贫。新时代,贫困治理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课题,继续分析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制度前提,新发展理念作为必由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作为重要保障,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在四川藏区的实践应用

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其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其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其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本文立足于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构建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有效对接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后精准脱贫阶段,进一步增强四川藏区扶贫实效,需要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完善瞄准定位机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测调控机制、探索益贫发展机制、构建应急机制。

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转变与新路径——以智能时代的复合增能为视角

智能时代,随着新兴智能工具走进千家万户,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迎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为了有效化解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专业社会工作在为服务对象进行复合增能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介入样态、行为模式、服务流程、方法选择和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转变。智能时代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路径包括:选取直接助人服务方法,彰显社会工作的增能优势;搞好行政、咨询、研究,实施权变灵活的间接增能;建构预防机制,提升复合增能的成效;强化“四治”体系,提升专业参与的实际效能;持续改进增能服务,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

全球贫困治理的基本状况、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

从全球减贫的轨迹及全球治理的基本态势来看,极端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在下降,但减贫存在严重不均衡问题;未来全球贫困治理仍会继续推进,但减贫速度会边际放缓;始于2019年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减贫事业蒙上了新的阴影和挑战。在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上,实际存在两大治理主体兼客体,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者在全球贫困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大不相同,但在全球减贫事业上都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推进全球贫困治理做出了贡献。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上具有特殊地位。中国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脱贫道路,已经成为世界减贫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中国减贫经验具有比较强的借鉴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