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所以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为根本指导。马克思致力于撕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扬代表“普遍利益”的虚伪面纱,从而建构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凝聚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为“改变世界”获得无产阶级的价值认同。文章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现机制,不仅再现了这一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

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生成逻辑、实践理路及当代启示

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思想生成的内在关联性,“权力”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应用,以及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推动,促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生成。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建构新世界的社会变革中,通过强化政党建设增强“领导主体”魅力、批驳错误思潮增强理论感召力、引领革命实践增强“群众认同力”建构并实施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当前我国复杂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并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向上向善,规避与应对意识形态工作阻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要从国家权力的高度看待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发挥意识形态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功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形象塑造、体系建构、合法性辩护和运转支持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涉及意识形态与民众之间、意识形态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之间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要实现彰显思想魅力与掌控意识形态资源协同推进、强制手段与非强制手段共同发力、思想指引与制度建构有机融合。

新时代不断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伟大工程。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软实力支撑作用。我们要坚定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完善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动态管理,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联动,全面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法治保障,以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议程设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集聚,这是议程设置的思想前提。网络主体利用网络进行议程设置,增强其话语叙事能力、激发网络群体极化、消解传统权威,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在巩固宣传文化主阵地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弘扬网络空间正义中增强政治引领,不断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在以议程规制议程中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与特征,系统反映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逻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取得新认知,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科学内涵、社会功能;在“为什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进行新思考,立足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阐明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做出新部署,从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制度保障、具体方法、全面领导等方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谋篇布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从新时代治党治国高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要及时掌握、动态分析、科学研判,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做到判断准确、反应及时、处置有效。要因势利导,加大投入,加强阵地建设,进行“开放性”教育,改进以往就事论事、照本宣科的“封闭式”教育模式,着力实现教育的“网络化”、“互动化”,提升工作效能。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驳黑泷正昭对大村假说的批评

黑泷正昭曾撰文批评大村假说,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不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本文尝试对此批评展开反批评。黑泷指出,他仔细检讨了笔者对假说的证明过程,发现笔者并未能成功证明此假说。但是黑泷对其中两大关键性证据的批评无法令人信服。第一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即时异文,这在恩格斯单独执笔的手稿中较少发现,而在马克思单独执笔的手稿中却屡见不鲜。事实上,该手稿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率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黑泷对此并未加以考察。第二大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德文同音异义词的混淆错误,笔者给出了6处例证。黑泷认为其中4处不应视为对同音异义词的替换更正,黑泷的这一看法要么以假定一份原本并不存在的手稿存在为前提,要么以否认恩格斯替换更正同音异义词这一事实为前提。因而笔者无法承认黑泷的批评是基于学术检讨做出的。

意识形态场域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挑战与培育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蕴含抽象性、精神性因素,而且涉及现实性、社会性层面。现实性、社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根因与归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着力点。从现实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直接作用于现实,而是寓于意识形态之中,在意识形态的运转中来指导人们的现实实践。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生成中“个人”与“社会”的层级界限、意识形态运行中“抽象”与“现实”的张力结构、意识形态旨向中“多元”与“一元”的相互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多重挑战,只有坚持个人与社会的共契发展、理论与制度的协同创新、主导与多元的有序建构才能更好地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力量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日益激烈,愈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史研究的重要性。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在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提炼和展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认识当今意识形态形势、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逻辑阐释——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以唯物论为前提,立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阐述了大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资本扩张后引发的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显著变化,打破了国家和民族之间原本的屏障,将各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共同体中的有机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路径可以概述为: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从单个人到普遍交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中国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导向提供了理论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现代化理论都蕴含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智慧光芒。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经历了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理论的虚幻性,建构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批判的理论范式,揭示了意识形态本质及根源。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价值观,揭示资本主义“拜物教”意识形态所呈现的物对人的规训以及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现实的个人:早期马克思主体性思想探析——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的个人”的论述,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人的本质进行追问的过程中,马克思立足科学的实践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探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超越。也正是在这种批判和超越的过程中,马克思勾勒出了“现实的个人”的多维镜像。在新时代,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指引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巩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战略之维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领导权。面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挑战和相关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紧密围绕两个确立,积极参与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广泛社会实践之中,深化依法治国,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并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全面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纠葛之间重申典型的文学价值——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典型论的困境与可能

“典型”作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可谓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迅速崛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俨然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导规范,再到新时期之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表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典型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再难吸引作家与批评家的注意。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的产物吗?——对大村泉假说的考察

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的作者身份问题,大村泉在2017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趣的假说:虽然是恩格斯执笔写下了“费尔巴哈”章的几乎全部手稿,马克思却是手稿的真正作者,因为恩格斯只是笔录了马克思口述的内容。大村认为证据在于手稿中出现了许多即时修改,这在恩格斯单独执笔的手稿中是从未有过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经常发生。此外还有许多由于耳朵听错而发生的笔误。这是大村的基本证据。在仔细考察了这些证据之后,本文认为大村并未能成功证明他的假说。不过,大村假说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846年共同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程,还原为一种动态形成过程。

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基于农民阶级群体的特殊性考虑,我们需探索一套与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相符合的话语体系。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理论基础,从意识形态优势、“习言习语”的魅力、本土话语的转换等三个方面建构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着重青年人才主体队伍建设,促进农村话语的“自塑”,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向往和精神文化需求,筑牢农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

智媒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特征、风险及防控策略研究

智媒时代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开辟了崭新而复杂的现实图景。随着意识形态理念与智能媒介技术的深度融合,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因受到智媒时代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特征的影响,呈现出主体性拓展、融合性增强、圈群结构重塑的特征,这不仅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出了现实挑战,也明确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前进方向。面对智媒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与挑战,本文提出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不仅要把握智媒技术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还要从话语体系建设、受众媒介素养建设、传播方式建设等方面发力,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稳固。

文化强国视域下增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对策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安全支撑,是党百余年辉煌的基本经验,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战胜美西方“颜色革命”挑战的战略举措。新时代新征程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全力做好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切实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作用,以文化强国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党在第二个百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