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之光:《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是对的》中的马克思形象诠释

《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是对的》两部作品通过塑造马克思的形象,使观者如身临其境般重温马克思卓绝的人生轨迹,致敬这位伟人的人格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通过对这两部作品反复对比甄别,可以得出结论:世人对马克思这位举世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的敬仰是超越国界的。特别是考察这两部作品所涉史实的时代背景后,这一结论就更是跨越时空的了。上述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时空视野的拓展,使马克思的形象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一样,熠熠生辉、震古烁今。伴随着这两部作品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人们将获得学校教科书难以表现的马克思的鲜活形象,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认可与掌握、运用也将达到新的高度,理论与实践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精准定位 创新表达 融媒传播——《马克思是对的》理论传播新样态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的通俗电视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成功为电视理论节目创新探索出了新道路。本文从精准定位、创新表达、融媒传播三个方面对其传播样态创新进行分析,尝试从专业角度揭开“理论节目怎能如此有趣”的秘密。

理论对话类电视节目的多维创新——解读《马克思是对的》特别节目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关乎国家发展的社会热点事件层见叠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政策引发广泛议论。理论对话类电视节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进行解读和传播,起到正确引导主流舆论的作用。在泛娱乐背景下,面临行业内竞争和市场需求,提高节目可视性和传播效果是理论对话类电视节目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以《马克思是对的》为例,分析得出理论对话类电视节目的多维创新路径。

《马克思是对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革命”

《马克思是对的》从教育实践的全局出发,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又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社会公众呈现了一次精彩的思政公开课。它直面当前思政课改革困境的种种缘由,是思政课"课堂革命"的成功范本。节目回归思政课初心,是恢复思政课教师自信心和责任心的心灵革命。它回归了思政课应有的实践温度和理论深度,把握了思政课敢于抓住时代"真问题"、讲好"大问题"、引导青年学生"思想问题"的主旋律,以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多元立体教学格局、现代新媒体技术凸显了课堂的多种形态。

理论对话类电视节目创新路径——以《马克思是对的》特别节目为例

节目概述 4月底，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该档特别节目是由中宣部理论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一档通俗理论对话节目，分为《你好，马克思》《洞悉世界的眼睛》《不朽的（资本论〉》《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千年思想家》5集，每集30分钟。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的路径探析——评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以青年的视角,用接地气的语言、听得懂的道理、讲故事的办法,着重把握理论高度、实践力度、故事温度和逻辑深度,充分借鉴新媒体传播优势,向广大观众讲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有怎样的重大价值?"等重大问题。《马克思是对的》的热播,对新时代如何讲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探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创新传播方式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以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为例

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从青年的视角出发,以接地气的语言、听得懂的道理、讲故事的办法,着重把握理论高度、实践力度、故事温度和逻辑深度,充分借鉴新媒体传播优势,向广大受众讲述"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有怎样的重大价值"等问题。《马克思是对的》的热播,对新时代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论宣传节目的创新路径——以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为例

2018年4月27日至5月1日每天21点，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节目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下面，笔者对这一节目进行分析，以探求其成功之道。

马克思历史前提决定论及其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形态

前提是事物演化及人行动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决定是一事物限定另一事物,使后者统一于前者的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命题,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判定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居于统摄性、总揽性、贯穿性地位的决定力量,把生成该历史前提判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内涵,把该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及其满足活动的范围判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外延,从而基于此建构起了作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本然形态的历史前提决定论,有效地消解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被误解和攻击的诱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新时代,以“人民至上”统摄其全部内容和过程,把“人民的存在发展”确立为新历史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建构起了“人民的存在发展”取向的历史前提决定论,形成了马克思历史前提决定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形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新经世致用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四大家为中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一种新经世致用论。这种新经世致用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是对传统经世致用论批判与继承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实践理性精神,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提供了历史解释的视域。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认为革命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但往往为了革命性而忽视科学性。故史学要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必须以尊重史学科学性为前提。

历史教学实践的理论根柢与应然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的思想方式与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及历史教学皆有着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照下的历史可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两方面审视。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历史的整体创造是基于“人的需要”,其发展有赖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观点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柢和逻辑导向。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在于:把握个体理解原则,注重历史情境建构;坚持整体认知原则,多方面呈现相关史料;重视因果解释原则,厘清历史因果关系;遵循史观统领原则,辩证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西方气候正义话语”辨析

进入新世纪,一个带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试图为欧美发达国家开脱义务责任并将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甩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西方气候正义话语”甚嚣尘上。它在简化或曲解发展中国家气候正义诉求的基础上对气候正义理念原则展开重新诠释阐发,借助于“孤立主义方法”制造气候正义与社会正义间的对立,偏执于为气候应对中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进行辩解,突出或渲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责任,并配合以代际责任之名来转嫁责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正义观点立场发起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及基本观点,不仅可以强有力地揭露这种貌似时尚话语的理论浅薄之处,重新规约气候正义理论在社会与生态双重向度上的伦理诉求,还可以对气候非正义的根源进行深层追问与追责,进而指明推进气候正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正确方向,即指向并挑战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严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马克思批判性研究思路中的问题意识及其思考的系统性

马克思批判性研究思路从早期的法学、哲学、道德视域的思考深入到现实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并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与此相应,马克思关注的问题意识也随着研究思路的进程发生着相应变化。这些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并非互不相干,它们围绕着马克思的核心研究思路,即人类解放理念而展开。这一理念由早期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发展到在新历史观视域下以生产手段社会占有为基础的全面自由和以超越回馈正义原则为基础的现实平等。贯穿于马克思哲学思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之间的是政治哲学思考。以这一脉络为线索,我们能在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研究思路的问题域中看到其研究思路的内在连续性与系统性。

近代化语境下中国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关联与差异探源

近代化是中国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所面临的共同语境。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作为国家主义的“反题”而出场的,代表从社会的一侧来反思和批判国家的问题意识和近代立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主要根源于本国的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对近代化的批判意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直接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日本知识界扮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和“转译器”,但不能因此推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完全是对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复写或“搬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立的问题意识和系统见解。近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鲜明的学术性的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成的思想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思想研究向经世致用过渡,因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强调发挥人民在历史中的首创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探索与启示

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建设。在创建和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如何将无产阶级政党打造成为强大的政治组织进行了不断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他们从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政治品格、政治信仰等方面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科学意蕴,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维护党的权威,构建科学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夯实党的政治建设的组织基础;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夯实党的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夯实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语境下的数字技术再反思

马克思“机器论片段”重点论述了机器体系的产生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所引起的劳动资料技术化、一般智力对象化、固定资本扩大化、人机关系异化等一系列深刻变革。数字技术具有物质技术与社会历史双重属性,其一方面作为人造的“物体系”,克服与弥补人类自身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与资本权力的物性表达。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工业时代的“机器悖论”演化为数字时代的“智能悖论”,集中表现为“劳动悖论”“时间悖论”与“解放悖论”。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机器技术思想对我们在数字时代审思数字技术,探索扬弃技术的权力与宰制,消解人与技术的异化关系,使技术真正摆脱压迫、剥削人的工具地位,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自由支配时间,促进人类劳动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依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评陈金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的结项“优秀”成果,陈金明教授所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正式出版。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系统性探索,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新视域。回顾历史,自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版和英文版相继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公开发表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已走过了近百年的辉煌历程。通过对其系统性探索和整体性考察,该书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表征了其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学术特色。

探索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

构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是找出合理的理论起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商业体育的理论起点,到分析社会主义体育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起点,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一方面,资本主义体育发展建设以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为理论阐释点,它同样蕴含着“人的发展”的各种规定,由此引发了在一定制度下面向“人的发展”的体育发展成果的探析;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则确定了“人的价值”的理论主线。借鉴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重视与教育匹配的社会关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体育的“人的价值”的初心维度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到结论,“遵循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是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