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陈代谢及其断裂理论——福斯特解读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最新视角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以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思想发展为背景,重新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一词作了深层次多角度地挖掘。福斯特认为具有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新陈代谢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生态学的核心命题。它不但贯穿在马克思成熟作品之中,科学表达了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和主题,而且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要素。这一理论对于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局限与马克思生态学的重构

针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局限,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克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了马克思生态学的方法、维度和指向。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生态学的方法符合社会生态学的四个条件: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相关整体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教育和实践相结合。伯克特从马克思自然观所具有的生态意蕴的维度重构了马克思生态学,并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作为其重构的指向。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重构,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理论本身的认识,而且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

浅析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重新构建

福斯特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起源、发展过程和基本特征出发提出生态唯物主义;他重新解释唯物主义和认识自然,还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及其现代表达;他还提出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要求消除自然异化和社会与人的异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指出生存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进而阐述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

马克思生态学视阈下的城乡协调发展

消除城乡对立和生态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二者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中。用马克思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城乡对立,它表现为城乡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这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基本空间结构。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全面融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而只有实现发展观的绿色转变,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其他四大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能在空间格局层面解决生态环境危机。

论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理论阐释

福斯特从生态学的角度解析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首次提出"马克思生态学"这一概念。从其主要理论渊源出发,通过对人类异化、自然异化和新陈代谢理论的阐释深刻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本质,指出只有通过生态革命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彻底的解决生态危机。对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生态学的阐释需进行客观评价。

约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的阐释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马克思生态学的逻辑构成、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其生态学思想对后代社会主义者及生态学家的影响四个角度,证明了马克思本人是一名真正的生态学家。因为,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自然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生态学理论,为解决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

马克思生态学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比研究

文章梳理了马克思生态学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分析了二者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超越,但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二者存在一些本质的区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明显然存在一些空想的成分。

戴维·佩珀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澄清与辩护

戴维·佩珀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将社会正义与生态改善结合起来,主张回归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以此来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进行澄清与辩护。佩珀这种生态学思想态度的出现为解决社会生态危机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面的借鉴价值,在当时的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福斯特重建马克思生态学的路径探析——以《马克思的生态学》为文本

福斯特通过将其著作的名称由《马克思与生态学》改为《马克思的生态学》,从而使马克思与生态学的联系由外部偶然转化为内在必然。然而书名的改变只是表象,只有依靠理论的支撑,福斯特才能够走得更远。这种理论的支撑,除了福斯特本人对马克思著作的深刻了解外,还在于他对三个问题作出了颠覆性和创新性的理解。首先,重新理解旧唯物主义内涵,突出其理性的一面,将能动的方面还给旧唯物主义;其次,深度挖掘伊壁鸠鲁生态思想,使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成分合理化;最后,通过对弗兰西斯·培根的颠覆性解读,使“支配自然”从必然导致环境问题的固有认知中解放出来。正是通过上述努力,福斯特使其重建马克思生态学的理论诉求具备了思想基础和哲学范式。

论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说的重新阐释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自然与社会关系入手,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发展历程和重新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形成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其理论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思想,而且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化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内涵,对我国现阶段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学说何以具有“生态维度”——斋藤幸平对马克思文本的生态学解读

斋藤幸平通过对马克思主要文本尤其是晚年“自然科学笔记”的生态学解读,驳斥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主义”、“工业至上主义(hyperindustrialism)”、“生产的魔鬼”等反生态形象的误解,还原了一个具有浓厚生态兴趣,热衷于自然科学研究,关心土壤枯竭、气候变化、工业污染、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的马克思形象。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具有极强的生态意蕴,特别是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分析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因而马克思是19世纪的生态学家。斋藤幸平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物质变换理论、价值理论以及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化学的相关论述,揭秘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形成的历史谱系。

生态学辩证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辩证法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解决人类世纪元迅速发展的生态危机,这取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资本主义进行辩证-生态批判的恢复、发展及统一,为创造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而进行革命斗争。生态学辩证法植根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旨在通过调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解决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中的生态裂痕问题,这种调和需要克服的不仅是自然的异化,而且是人类的自我异化。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曾产生矛盾和分歧,均给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批判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生态唯物主义在发展批判生态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危机将生态学辩证法的问题置于中心地位,生态学辩证法为以新的、革命性的方式统一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基础,这意味着必须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裂,恢复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重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概念。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是对西方生态思潮反思和质疑,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基础,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结果。与西方生态思潮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进而或者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奉行通过生态价值观和地方生态自治的生态政治战略,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能,提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的生态政治战略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反生态”的命题,提出应当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变革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危机,并就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系统的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属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经典性著述对“生态本体”意涵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概括,即同时坚持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主体实践性。当今世界异常复杂艰巨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挑战和新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概念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其一,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恢复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唯物辩证特征;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可以通过阐发“生态阈限”“生态实践”等一系列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及其构建可以更坚实地确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

浅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提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但在其具体建构中又难逃脱阶级局限性,致使其陷入乌托邦的困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充分汲取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境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双碳”目标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危机的根源出发,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性批判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的重要思想之一。关注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部分,对我国应对环境危机、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人类世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反思与回应

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向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系统治理”的倡导者试图凭借新兴的社会技术力量,在不同治理规模上调节和把控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尽管“地球系统治理”在全球制度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因其隐含的技术崇拜和威权主义倾向,未能对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展开分析,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首选方案。对此,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出发回应“地球系统治理”,不仅可以补充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驱动力的结构性批判,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治理方案。从当下来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旨在以对话、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在人类世境遇下实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生态帝国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领域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霸道蛮横,在政策议题、理论话语等层面构建起的霸权性或排斥性的话语体系、制度设计与主导力量。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对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成根源和剥削逻辑等方面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当下,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着国际“碳政治”,“中国环境威胁论”则是其遏制中国的战略新变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消解生态帝国主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重塑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对生态帝国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自然生态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我国自然生态条件的理性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重要命题,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与实践遵循。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运动规律与有限承载能力的表征,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性结果,而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导的经济无限增长逻辑,因此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不仅需要确立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也要求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努力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文明范式的历史性替代。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求以一种综合性方式应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更致力于促进生态可持续考量、现代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性融合,努力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促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