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学说与“福”文化的价值平衡与精神耦合

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践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各阶段的幸福观与最终解放”的社会价值承诺,积极建设中国人民整体幸福的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创新中国式社会发展学说,与中华传统“福”文化有着价值平衡的本质以及精神层面的耦合,理应从“福”文化的具体“传统性”与“文化性”内涵表征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层面的学理性探究。

马克思社会学说的经济哲学分析及其当代意义

在经济哲学的理论视野中,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不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质地要求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而且在哲学的意义上决定性地诉诸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间的内在关联发生于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的追问。当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异化劳动")时,作为马克思之"社会"主张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必然进而表达为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即表达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异化关系的扬弃,表达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自然主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人道主义")的呈现与重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更主要地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本质内涵乃是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哲学视角的和谐状态的诉求。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乃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的当代性表达。

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当代价值

本文通过对经典社会学中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和批判主义范式内蕴的社会学观的反思,从理论基点、方法论准则及理论功能等向度,敞开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主张。在同当代社会理论的对话与互动中,彰显马克思社会学的意义与价值。

博特莫尔及其对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研究

博特莫尔(Thomas Burton Bottomore,1920——)是当代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兼马克思主义史专家。四十年代末,他在伦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转入了社会学研究。五十年代开始曾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温哥华的西门·费雷塞大学和布赖顿的萨赛克斯大学的社会学系任教;1967年至1971年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74年8月在第八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被选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初,博特莫尔就开始从事对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研究。1956年发表了池的初步研究成果——《卡尔·马克思关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论述》。这本书出版后影响极大,1961年和1963年两次再版1965年至1978年十三年内十次重印其后(?)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郑杭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

郑杭生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从两种类型论出发,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发展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典范教材,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他强调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逻辑和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他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假设和重要命题,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郑杭生先生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当代空间社会学,不仅是对以往结构性研究方式的突破与超越,也应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回归与发展。空间思维,不仅未曾在马克思思想中“缺场”,恰而相反地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在1839—1841年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便提出了感性空间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萌芽,而感性实践观的提出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基点。基于感性空间到感性实践的理论起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空间批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在新时代的理论演进。回溯与明确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脉络,对接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推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启示。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本文聚焦四位理论家所呈现的总体性范畴,尝试勾勒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以日常生活批判勾勒出社会总体性。梅洛-庞蒂借助处境、共在等范畴批判和超越涂尔干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理解社会事实总体性的可能。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展现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作品意义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同构性。普兰查斯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将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辩证总体性。本文围绕总体性与学科性的融通,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进一步讨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重建社会抑或保卫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之比较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理论大厦中,“社会”都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旨趣不仅仅在于解释社会,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始终作为其理论主线而存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声称“社会”即其理论建构与公共实践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以“社会观”为核心视角,围绕“社会”的涵义、价值、变迁、解放四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做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比较,并从现实层面解释两者差异的生产,最后指出两者的理论共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理路——基于“丁费之论”的探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费孝通和丁克全的学术论见中,呈现了关于这一命题的贯彻与运用。无论是丁克全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的构建探索,还是费孝通强调的基于调查实践推进的中国社会学建设之路,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思考,是志在用社会学学科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行动。“丁费之论”中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理路,对于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反思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批判现代性到现代化的多重反思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拓展

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了批判现代性理论。赫勒从批判现代性的视角提出要超越现代性的三重悖论以及现代性的动力和逻辑。费赫尔将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与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相联系。马尔库什则从文化危机的角度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尔科维奇和科西克将批判西方现代性的视角延伸到对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上。相比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在价值介入、实践立场和双重批判上进行了拓展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反思和超越包括西方现代性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可能性,可以形成一种蕴含多重反思性的现代化。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21年前,本文第二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了这样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殊性,它的两种形态,它的更为基本的形式。当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考量。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原有的对立在融合,原有的统一却在分化;传统界限漂移不定,既定准则也晦暗模糊;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变得异常含混。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甚至成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现代性的成长和社会主义的成长总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当代性。在中国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议程展现出新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认识这个创造历史的时代,构建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代意涵。

出场与在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是在面对现代性全球范围的狂飙突进和中国社会本土转型的冲突对话中形成的,并且还没有完全成型或正在成型中,是不断丰富发展中的经验。中国经验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赋予了当代意义,更是为解释现实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做出了注解,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断出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笔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呼声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关注。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地位?如何判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以及其他社会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当代社会学新思潮?对待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甚至在某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名义发表的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然而,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前提。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为了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概括论述。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分析,“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四个主要阶段,这四个阶段是一脉相承、不断推进的,通过研究,以期对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同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状况相比,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不仅在于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西方社会学流派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中国社会学的自我意识不足,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看作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当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和历史地位,在空前有利的机遇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出场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再诠释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世界历史的不同时期随着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两次"大航海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为宏阔的历史语境,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以及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建设性反思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场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内在地蕴藏着"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维度。当今世界社会实践形态的结构性巨变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断出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旨趣势所必然地呈现为一种不断在场的自觉状态,这种在场状态将从立场自觉上升为理论自觉,从方法自觉转向范式自觉。

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及其消费理论研究:危机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关于生产、生产方式、商品生产与流通、消费与消费方式的论述,是回应马克思主义低潮论、危机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依据。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结合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变的历史轨迹,文章着重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诊断了资本主义的病症,但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从未宣称自己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方法、视角和精神的价值远大于其具体观点;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曼德尔等人就是延伸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提出修正。马克思虽更多地讨论生产的问题,但似乎预见了"消费者社会"的到来。资本力量在世界市场的扩张、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全球转型,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重获新生的时机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