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没有马克思”——论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的当代解读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以其解构思想来极力论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当代性,回答了在当代条件下我们为什么必须继承和发展、如何继承和发展以及继承和发展哪些马克思主义这三个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他所建构起的一种所谓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在当今时代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多种差异性的谱系之源,也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启示:"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论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当代解读的特点

《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当代解读的重要文本体现。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的当代解读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马克思遗产作为"幽灵学"的对象,作为已经过去的遗产,是一种文本性的资源,它是一种"不在场的幽灵的在场";二是德里达注重揭示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所存在的异质性因素,以此来论证马克思幽灵的复数形式,反对对马克思的幽灵做一元化的解读,主张多元化地解读;三是德里达还反对先验、大一统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主张无底板的差异化主体间关系。

德里达与马克思的遗产: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声称我们都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德里达认为马克思遗产具有异质性,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精神是复数形式的存在。他的解构理论承袭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并将之激进化,但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德里达诊断出世界的十条病症,并为此提出“新国际”的诉求以解决问题。德里达对待马克思遗产的态度,受到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学者理解马克思之转向的影响,表现了后马克思思潮的特征,与马克思基于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批判存在着质的区别。

“古为今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观之发展

科学地评价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承认其相对的真理性和在特定时代的进步价值,予以批判地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关于文化继承的基本思想。"古为今用"的含义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应用于现时生活。换言之: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应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古为今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古为今用"问题上,要善于区分"糟粕"与"精华",防止二者的混淆。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当代意义——以当代青少年素质教育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遗产问题的根本看法,其对青少年素质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当代意义,发挥其在青少年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内涵,推进和谐文化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动态的、发展的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在实践中获得伟大成功的世纪。然而这种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失败的,尤其是在苏东巨变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所造成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动态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继承、改造和接纳——德里达与马克思的遗产

20世纪法国哲学家大多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和论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马克思观。正当“历史终结”“马克思死了”“马克思主义终结”等论调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再次响起时,德里达“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人类未来”这一掷地有声的断语硬气地驳斥了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马克思观。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据此断定德里达是自己的同路人。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凭借德里达的这一立场而把他视为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德里达完整的马克思观不仅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有义务继承马克思的某种遗产、对此种遗产作彻底批判改造、好客地接待作为外来者的马克思思想,而且还同时招致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批判质疑,这也证明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亦鉴于德里达反对“回到马克思”、拒斥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亦鉴于德里达高扬某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而反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去政治化、非政治化读解,德里达就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主张对这两者都进行解构的解构主义者。因此,既忠诚又不忠诚,既在场又不在场,只有“解构主义”这一幽灵般的标签才能最恰如其分地刻画出德里达对待马克思遗产的完整、真实态度。

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思考——以麻将文化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待文化遗产具有辩证统一性,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倡导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和谐性,坚持文化遗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科学认识争议性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统一,精神和物质的价值结合,传承到创新的价值提升,糟粕变精华的价值转化。麻将在申请非遗保护中最具争议性,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来分析麻将,从文化哲学高度论述该争议性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用文化生态学方法论考察其生存境遇,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对我国争议性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编辑出版情况跟踪

世界历史上第一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汇编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们分别是艾威林夫妇主编的《东方问题》、梅林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选:1841—1850》、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以及梁赞诺夫主编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这四部文集从理论文章、报纸通讯、往来书信等不同类型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进行了历史性集结,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为1920年代世界上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1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在当今俄国的地位与作用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苏俄存在着两个马克思及其理论的神话:一是英雄的神话,二是观念的神话。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尚被看作是改革的一般思想基础;90年代初开始,则被列为批判的对象。到了今天,这种潮流已经减缓,人们开始讨论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现代意义。在当今俄国,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可以分为五个流派。本篇文章介绍了“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当前关注的一系列社会哲学的关键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命运

从1895年恩格斯去世至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20世纪初,这些文献遗产从英国伦敦转移至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务档案馆,其中部分手稿和书信直接保存在伯恩施坦家中;其次是20世纪2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进行了照相复制和编辑出版;最后是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国际友人经历了携手拯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艰辛历程。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运抵荷兰之前在西欧的辗转迁徙之旅,并回溯了这批文献遗产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联系;接着勾勒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内容,并介绍了被《世界记忆名录》收录的两份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情况;最后概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数字化项目的相关信息。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即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遗产问题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对象和文化实践的反思,进一步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总体性、辩证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达成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