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的经济周期条件分析——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

经济周期作为经济基本面的核心指标,其同步性是货币合作的重要条件。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的经济周期条件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周期对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周期影响较大,对新加坡和菲律宾周期的影响不如日本和美国。中国要加大同东盟各国货币合作,还需要提高政治互信、保持国内经济发展、加大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成效。

北京房地产市场风险测度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客观识别房地产风险影响因素,科学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本文以北京房地产风险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房地产风险综合指数,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波动状态。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房地产综合风险波动逐步回落到低风险状态,市场非理性情绪得到缓解,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房地产融资风险整体回落,资金杠杆成本提高;房价呈现泡沫化倾向,房地产价格风险持续积累;商服地产库存化解较难,房地产库存风险进一步加剧。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推进"租购并举"等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改革、稳妥实施去库存与降杠杆、加快长效机制落地实施三方面提出防范房地产风险的对策建议,并为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提供借鉴。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与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关系--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存在跨境资本投资的假设,构建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非线性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2007年7月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各种经济状态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入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正效应,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将吸引我国跨境资本流入,并存在明显持续效应。

基于马尔可夫模型的交叉口两难区自适应控制

提出一种基于马尔可夫模型的信控交叉口两难区自适应控制方法.根据实时监测的两难区内车辆数据,采用马尔可夫模型主动预测陷入两难区内车辆数的概率分布,提出采用基于n近邻的状态转移矩阵的更新框架,并综合考虑相位时长,建立相位延长和切换时两难区内当量车辆数的计算模型,进而以相位切换的风险概率为准则,采用即时决策的交通控制自适应调整相位时长.以广州市某交叉口进行VISSIM仿真实验,在不同强度的交通条件下,验证提出方法的效用并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仿真结果表明经过模型参数校准后,提出的控制方法在有效减少陷入两难区内的车辆数的同时,可减小交叉口的平均延误.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在分别对其总量和增长率序列进行定量探讨后,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结论表明:(1)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均大体呈不断攀升的态势,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U形变化,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周期性变化特征。(2)国内(国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保持低速(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国内(国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际(国内)旅游收入。(3)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当其增长率较高时,通常都会存在潜在的较大不确定性,当其增长率较低时,所面临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也较小,国际旅游收入快速(低速)增长时的波动性显著强于国内旅游收入快速(低速)增长时的波动性。(4)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仍然具有持续攀升的强劲势头,同时也将会伴随较大的波动性,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维持平缓低位推进的可能性较大,与此相对应的波动性较小。

财政科技投入周期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三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科技投入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与协同性分析。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投入周期与GDP周期中存在着低速增长、适度增长和高速增长三种区制,并以一定的概率水平相互转化;财政科技投入处于低速增长和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与波动性强于同一阶段上的GDP,而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和波动性则弱于该阶段上的GDP;20世纪90年代初是财政科技投入周期与GDP周期同步与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财政科技投入周期与GDP周期是非协同的,在此之后,先表现出静态协同关系,后呈现出动态协同关系,但是与财政科技投入周期相比,宏观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投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吗——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以及GDP年度数据,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教育投资周期以及宏观经济周期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结论表明:(1)教育投资在1983年至2005年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在2006年至2012年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GDP在1995年至2002年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在1983年至1994年以及2003年至2012年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教育投资(GDP)处于"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强于其处于"快速(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教育投资步入"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强于(弱于)GDP步入"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教育投资(GDP)处于"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高于其处于"快速(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教育投资步入"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强于(弱于)GDP步入"低速(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3)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教育投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与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教育投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变化截然相反,在此之后,教育投资周期与宏观经周期较为同步,但是与宏观经济周期相比较,教育投资周期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

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美国经济的发展走势是当前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建立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存在具有明显协动性的区制,且两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区制都具有较强的"自维持"特征。但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区制也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特点: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受美国经济"冲击波动"的区制,经济增长的"自律性"有所减弱;而美国经济周期则正处于"自律波动"区制。这意味着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向好有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

金融投机及国际原油价格关联性研究: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本文基于2000年2月~2016年8月金融投机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周数据,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MS-VAR)转移模型捕捉和刻画金融投机及国际原油价格多阶段性的复杂动态变化过程,对金融投机及国际原油价格研究周期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最终论证了金融投机及国际原油价格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本文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金融投机与国际原油价格的内在关联性,探索通过矿产金融建设完善和优化国家石油资源的金融支持机制。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发展研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

为解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基于2006年以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季度数据,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对不同状态下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度量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受到外汇政策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等因素影响,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呈现显著的三区制性质;不同时期波动存在显著非对称性,体现为转移概率和持续期均不同,但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近年来二者均衡关系更加表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是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MS-VAR模型的中国创新质量演化阶段性与区域异质性研究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是,创新质量本身缺少系统研究。从投入产出过程角度看,创新质量分为研发投入的知识产出质量和知识投入的经济产出质量两个阶段,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对中国及其分区1995-202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揭示投入产出过程创新质量演化阶段性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处于新的创新质量快速提升期。R&D投入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专利产出质量,专利产出质量的增加也会促进新产品销售收入。前者在创新质量快速提升期更显著,后者在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更显著。四大地区①的创新周期具有时间先后性,东部地区最早进入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西部地区最晚;两次过程中,创新投入产出质量之间正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区制异质性并存;但处于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的西部地区两种投入产出效应都为负。

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机制

首次将三区制的Markov转移模型引入自回归模型,研究了1991-01～2008-0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动态波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991年后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存在显著的三区制特征:"过度贬值"区制、"适度贬值"区制和"升值"区制.同时,得到以下结论: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区制转移的动态过程,在大部分时期都处于"适度贬值"或"升值"区制;②1991年以来的2次汇率改革都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具有Markov区制转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其应用

使用具有Markov区制转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描述和检验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产出和价格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与替代关系具有依赖经济周期阶段性的“门限性质”,经济周期波动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已经呈现出稳定性继续增强、持续期逐渐加长、价格粘性开始降低等重要特征,文章的实证结果将为正确选择经济政策组合方式和实施有效经济调控提供依据.

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财政政策通胀效应检验

价格水平如何决定以及通货膨胀如何治理历来都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部门关心的问题,新近提出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基于该理论,选取1998-2012年间国债发行和价格水平的季度数据,采取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从一个侧面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积极财政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并不一致,2008年第4季度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积极财政政策所引致的通胀风险并不显著,但2008年之后,积极财政政策则具有显著通胀效应。因此,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上,改善当前的财政状况,合理地运用财政政策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区制转移模型及区制状态

随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显著降低,我国价格水平变化的稳定性也逐渐加强,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与影响关系。为了描述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实际产出和名义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我们使用具有M arkov区制转移性质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不同状态和区制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度量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周期中存在显著的两区制性质,即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适速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并且“适速增长”阶段具有更长的持续期和更显著的稳定性;我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与替代关系具有依赖经济周期阶段性的“门限性质”,这意味着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我国的经济运行具有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因此,应该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对通货膨胀率及其变化做出动态预期,货币政策既要对价格水平产生名义影响,也要对产出水平产生实际影响。

纳入宏观经济因素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研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宏观经济冲击是金融体系不稳定并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和爆发的重要诱因。为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冲击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从系统性风险成因出发,建立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和金融体系脆弱性、传染性等内部因素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合成了8项系统性风险维度指数,在此基础上以时变相关系数法构建2007年4月—2021年6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系统性风险状态进行识别与预测。研究表明:(1)充分考虑内、外部因素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总体动态变化,各维度指数对于风险来源也具有较好的识别能力。(2)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处于中度风险状态,且在短期内保持这一状态的概率较大,这对于提早甄别和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房价泡沫实证研究

目前,单位根与协整检验法在房地产泡沫的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利用区制转移模型,对2001-2009年上海市房地产价格泡沫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上海房地产市场上非理性的狂热跟风行为并不是价格泡沫的形成原因,而是由人们对未来房地产投资收益的理性预期所引发,是一种理性价格泡沫。

基于Markov向量区制转移模型的利率与汇率波动相关性研究

文章采用一元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别研究了利率水平和汇率收益率的区制特征,然后运用二元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模型研究利率水平和汇率收益率之间的区制相关性,得出结论:利率本身存在着区制特征,可以用三区制转移模型进行描述,而利率的收益率序列没有明显的波动特征;汇率波动率序列存在着明显的三区制特征。利率水平和汇率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是:当利率水平较低时,汇率升值较快;利率水平适中时,汇率升值速度较慢;利率水平较高时,汇率升值速度适中。

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通货膨胀动态研究

采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就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的路径动态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着显著的"高通胀区制"和"低通胀区制",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在此情况下,正确判断通货膨胀所处的运行区制就成为确保经济调控政策科学有效的重要基础。

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国内外同业拆借利率联动性研究

本文应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非线性联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将SHIBOR划分为三种区制,即"弱波动"、"中波动"和"强波动";这三种区制的自身持续性均较好,区制与区制之间的转移具有非对称性;在"弱波动"和"强波动"区制中,LIBOR正向影响SHIBOR,而在"中波动"区制中则为负向影响;LIBOR在"强波动"区制中的影响最强,而在"中波动"区制中的影响最弱。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阶段性的合理判断,加强金融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