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否存在结构效应——基于中国信贷传导渠道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是一个常规的总量调控工具。然而,许多学者对货币政策是否也存在结构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实施效果。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具有总量效应,还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产生结构效应,主要是因为产业内生产要素的特点及其配置的差异导致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一,进而带来货币政策效果的结构性差别。本文据此提出,我国货币当局应当关注各产业内资本等要素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频度和力度,兼顾发展宏观经济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的政策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非线性调控的新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端频现,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然而,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不同经济时期具有非线性效应。基于此,本文采取因子扩展方法和马尔科夫链对经典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改进,检验了改进后各类模型的参数估计性质,并以检验出的最优模型研究了我国不同货币政策类型在不同经济时期对三次产业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非线性作用。研究发现:我国货币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效应,在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紧缩的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走出泥淖,在经济处于高涨时期,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更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后建议结合不同经济区制的特点,配合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够更精确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目标,实现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实施要求。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分析与预测

银行体系脆弱性是由银行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它来源于多种风险的耦合,表现出结构性特征。因此,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对金融脆弱性进行整体的科学测度十分重要。利用银行体系内部变量构建我国2001年至2009年银行体系脆弱性月度指数,检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指数间的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非线性影响。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继续恶化,银行总体风险急速攀升,当前银行体系脆弱性指数正处于风险积聚改善和停止的关键转折时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