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马廉藏本《寒山堂曲谱》考论

学界将已知见《寒山堂曲谱》残本七种划分为甲本和乙本两种系统,但这两种版本系统的先后存在争议。今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见马廉旧藏本,此本有已知版本皆缺失的内容,不仅保留了凡例十八条,总目录,完整的引子、尾声套数章,还保留了商调过曲、商角过曲两部分内容。对比板式和内容可知,马藏本与北大藏十五卷残本实为一书的两部分,两本相加共四十三卷,仅阙五卷,可基本还原《寒山堂曲谱》全貌。通过马藏本,还可确定张谱的版本先后,即甲本系统在前,乙本在后,张大复先考订过曲,后补入引子、犯调、尾声套数。《寒山堂曲谱》驳斥九宫之外又有十三调的说法,以及删去仙吕入双调和商黄调,并为犯调划分专章等做法,对后世曲谱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价值。

马廉藏书聚散考

马廉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极有特色,以明清两代小说、戏曲抄本、刻本为主。马氏藏书来源主要包括:琉璃厂书肆购书、故乡访书与购自通州王氏等。马廉去世后,其藏书大部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购买庋藏,此外首都图书馆也有部分收藏。

马廉的文学目录学成就举隅

马廉(1893-1935)字隅卿,号雨窗先生,浙江宁波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小说戏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小说、戏曲的文献学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北京大学教授,从1926年起,代替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1935年因突发脑溢血在课堂上晕倒,旋即逝世,终年42岁。因其兄马幼渔与鲁迅关系密切,马廉与鲁迅亦有交往。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称赞其1935年"翻印的‘清平山堂’残本,使宋人话本的材料更加丰富"1。在《死所》一文中,也说及马廉教授于课堂死去之事,并发出"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2的感慨。

马廉旧藏《曲海总目提要未刊稿》考述

董康曾据日本所藏《传奇汇考》抄本增补自己所编的《曲海总目提要》,然而增补的内容并未收入该书中,且这部分内容下落不明,学人多引以为憾。结合民国时期《曲海总目提要》的相关增补情况可以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马廉《曲海总目提要未刊稿——从日本旧抄本传录》的底本实为董康的补遗本。董康补遗依据的抄本实为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杜颖陶也曾据“鄞县马氏所藏传抄本”为《曲海总目提要》补遗。《曲海总目提要未刊稿》的再发现,为了解董康当年补遗的相关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北大图书馆李盛铎旧藏《红楼梦》程乙本考——兼论其与青石山庄本及马廉残藏本之关系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红楼梦》程乙本中,发现部份版面与现今所见程乙本有异,与其它乙本互校后,计目录页中文字有异者六处,有三处缺页、二处配页、九处抽换字模、五叶重排等情形。且其中部份相异处与青石本、北大马廉残藏本同。藉由这些特殊的版本现象,说明程乙本印刷时存在前后版次的问题。此藏本为程乙本系统中特别的一个印本,可视为一改进本,属于后期印刷而成。

新见马廉旧藏本《歧路灯》及其文献价值

自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到民国十三年(1924)洛阳清义堂石印本问世,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以钞本形式流传。《歧路灯》版本研究的关键,一言以蔽之,在于对存世钞本的考察与校勘。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歧路灯》钞本,是目前尚未被学界发现和利用的小说文献。全书十六卷,目次、正文抄至一百零五回,然第十回回数重出,全书实为一百零六回,按卷分册,共十六册,各卷首有目次。全书首有卷一目次;次“乾隆庚子过录题识”;次《家训谆言》八十一则;次李海观《歧路灯序》,末署“乾隆丁酉八月白露之节碧圃老人题于东皋麓树之阴”.

北大图书馆与马廉

北大图书馆号称全国第三(第一为国家馆，其次为上海馆)，高校第一。2002年百年馆庆时，我献上拙作一首，中有一句：

应该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史意义——《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读后

世人知隅卿（1893—1935）之名，多由其“不登大雅堂”所藏明清珍本小说戏曲文献，而对马氏的学术研究则知之甚少。究其原因，盖在于马廉“平素过于谦退，不肯发表”（周作人《隅卿纪念》），生前正式出版或发表的学术论著十分有限。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马廉遗稿112册，约200余万字，总名为《隅卿杂钞》，包括马氏的读书札记、论著手稿、演讲笔述、书函底稿以及抄录的各类史料，尘封数十年，乏人问津。1993年，北大图书馆张玉范发表《北大图书馆的马氏特藏书》，首次介绍了《隅卿杂钞》的内容及价值，可惜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1997年，笔者因撰写《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专程赴北大查阅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库书目》，但于《隅卿杂钞》亦未细检。2004年8月，笔者进入北大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始得通读全部遗稿，当时深感兴奋，撰写了长文《马廉的藏书及其小说研究》，并萌发整理之愿，后得知馆方早已约请了刘倩博士选编马氏论集，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

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

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蒙古车王府旧藏大宗戏曲小说时,顺带购买了数千种车王府旧藏抄本曲本。次年顾颉刚为之分类并编制目录。抗战时,孔德学校所藏曲本移交北京大学,但并未全部交出。1952年,孔德藏书归首都图书馆。这些抄本曲本大受关注,而马廉最初所购源出车王府的"大宗小说戏曲",则知者甚少,其中可确认者至少有60余种弹词。或谓这批曲本为"未刻的稿本",大误。以300种原抄本子弟书为例,实来自百本张、百本刚等书坊,分数批购入。今学界多认同车王为车登巴咱尔之说,但对其世系则不详。今考得其族出外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主要世系为策棱、成衮扎布、拉旺多尔济、巴颜济尔噶勒、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车登巴咱尔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咸丰二年(1852)。长于京师,兼擅满、汉语,能汉诗,善绘画。娶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之女,岳母顾太清为著名词人、小说家及戏曲家。车王之趣尚当受岳家影响。今知曲本最晚时间可考者为光绪十四年(1888),而全部曲本实经数代人之手汇集而成。

《车王府曲本》与车登巴咱尔无关

1925年秋天,马廉为北京孔德学校购得一批手抄曲本。按照书肆老板/收书摊主提供的信息,曲本被鉴定是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散出,故后来通称为《车王府曲本》。我们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是曲本得名的唯一依据,也是目前决定“车王府”为哪家的重要线索:《车王府曲本》必须散出自车王府。根据喀尔喀赛音诺颜部车登巴咱尔亲王(1817-1852)的世系,他的孙子是该系末代王爷那彦图(1867-1938)。由于财物变卖发生在外蒙革命、废黜王公(1921年)之后,车登巴咱尔不是卖出曲本的车王,他收藏的曲本应该从那彦图的那王府散出。1925年的那王府早已不再叫车王府,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不能说是从车王府散出;因此,这些曲本不是《车王府曲本》。此外,关键文献里的“车王府”大都指清末民初的车王府。这些结果推翻了目前广为受众的“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清末民初或《车王府曲本》散出时,北京只有一座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车王考

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得一批曲本，根据书肆老板/收书摊主提供的信息，鉴定为车王府旧藏曲本。这些信息体现在马廉购书后不久发表的简讯和附在顾颉刚为曲本所编目录后面的识语。目前，这些信息是决定“车王府”为哪家的唯一线索。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些信息，确认“车王府”是散出曲本的车王府，所以“车王”不可能是车登巴咱尔。然后，结合东四三条的车林巴布王府在1923年前后卖出过书籍及当时北京只有一个车王府的事实，说明“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既然这批曲本多为道光、咸丰年间之物，它们的散出地就应为东四三条的车王府，而非西四大红罗厂 的“车王府办事处”。此外，我们还详细地考述车林巴布的世系。

我的马氏书情结

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五马’纪念展览”。笔者躬逢其盛，颇有感触，因作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