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卫·马梅特研究综述

大卫·马梅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活跃于美国剧坛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国外马梅特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其创作日益兴盛，对国外马梅特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有利于推进中国马梅特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商业伦理与“美国优先”——马梅特的戏剧带给人们的警示

美国戏剧家大卫马梅特早在上世纪70—9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美国商界活动的戏剧,这些戏剧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美国商界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你死我活斗争的场面,淋漓尽致地揭穿了资本主义一切为了追逐利益,肆意践踏商业伦理的实质。这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最好注脚。今天再读马梅特的这些商业戏剧,不难发现其警示作用。

大卫·马梅特早期剧作中的“元戏剧”特征

大卫·马梅特在早期剧作中主要是通过角色之间的对白,制造间离效果,或者通过"戏中戏"的场景设置,突出剧场角色表演的本质,从而体现"元戏剧"的主要特征。本文以大卫·马梅特的两部早期作品《鸭子变奏曲》和《舞台生涯》为例,在莱昂内尔·阿贝尔和查理德·霍恩比的"元戏剧"理论基础上,分析大卫·马梅特早期戏剧中"元戏剧"因素的运用及重要意义。

马梅：我塑造我的“苔丝德蒙娜”

我很高兴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在我以往扮演的角色中，普契尼歌剧中的女性居多，譬如咪咪、巧巧桑、柳儿等。普契尼的歌剧和威尔第的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比较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后者的作品较强调戏剧性、交响性的表现。

美国剧作家、导演、编剧大卫·马梅特

全名为大卫·艾伦·马梅特(David Alan Mamet,1947-),他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曾在佛蒙特州普莱恩菲尔德市就读于戈达德学院,1969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在求学期间就开始创作剧本,以创作绝望的工人阶级成员和设计粗俗独特的对话著称。回乡后,他在不同工厂工作过,还曾任职于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也当过出租车司机,这些经历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1973年,他在芝加哥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戏剧公司,并在美国的几所学院和大学教授戏剧课程,日后他有不少剧作是在芝加哥上演。

大卫·马梅特喜剧《波士顿婚姻》的语言张力

美国当代剧作家大卫·马梅特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享誉剧坛,被称为"语言剧作家"。其创作于1999年的《波士顿婚姻》是一部全女性角色作品,语言风格呈现多样化特征:雅俗词藻并存,具有风尚喜剧的特点;零整句式共用,暗示局势变化与人物行动力的强弱;两个语言层面,遵守禁忌规则,具有隐喻性。不同风格的语言相互交织、冲撞,形成了极大的艺术张力。

商业竞争与适者生存--大卫·马梅特《拜金一族》的伦理批评

大卫·马梅特的戏剧《拜金一族》体现了作者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商界中伦理缺失的焦虑。剧中的推销员在利益驱使下为赢得竞争不择手段,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个体伦理的缺失,实质上却揭示了资本主义商业运作过程中权力的滥用与动物界"适者生存"法则在社会中的体现。本文从伦理批评视角出发,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析,旨在揭示:协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人类既要适度竞争又要彼此肩负责任,同时要遵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原则。

马梅特剧作《奥利安娜》的三重游戏空间

人类的许多文化活动都具有游戏的特质,尤以戏剧最为典型。戏剧这一文类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仪式演变而来,也是进入"此在"的重要方式。在由对话构成的戏剧文本中,剧作家将其创作意图符码化为语言标记和表征策略;在剧院上演该剧时,导演和演员则在戏剧空间与观众的互动中完成意义的传递。阅读和观赏是重要的阐释行为,也是决定文本最终意义的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读者/观众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前见"介入到了文本意义的重构,以"同戏"的方式与文本形成"共在",致使同一作品引发出不同的阐释维度。美国剧作家大卫·马梅特的三幕剧《奥利安娜》在主要人物的言语行为、戏剧文本的多重阐释以及演出过程中与观众的互动等方面构建了前文勾勒的游戏空间,传达出意图与意义之间的张力。

文化创伤与“想象的受害者”:马梅特的犹太身份书写

大卫·马梅特是当今美国剧坛最具影响力的犹太裔剧作家。自20世纪90年代,他的戏剧、小说、电影和散文开始有了明显的"犹太转向",其中《杀人拼图》《犹太人的消失》《逾越节》最具代表性。马梅特从不直接描写犹太人大屠杀,但他积极地把以大屠杀为代表的犹太文化创伤融入了他的犹太写作中,通过文化创伤建构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犹太身份认同,操演了当代美国犹太人的"想象的受害者"身份。本文以马梅特的三部犹太代表作品为例,基于操演性理论探讨了马梅特的犹太身份书写和犹太文化创伤的关系。

大卫·马梅特传记批评:纳代尔教授访谈录

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1946—)是美国犹太裔剧作家、电影导演、编剧和作家,获得过三次奥比奖,纽约剧评奖,外百老汇剧评人奖,伦敦影评人协会奖,以及普利策戏剧奖等,被公认为当代美国剧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伊拉·纳代尔(Ira B.Nadel)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马梅特研究专家,也是马梅特的传记作家。本访谈主要讨论如下问题:马梅特传记批评的新观点;马梅特研究中的犹太身份认同问题;马梅特的创作特点和他的戏剧理论;极简主义和实用主义对马梅特戏剧理论的影响;马梅特戏剧中的芝加哥背景和美国性;马梅特后期的保守转向、业界声誉以及对于当下美国戏剧研究的意义等等。

“言语”还是“行动”——论《美国野牛》与《拜金一族》中的戏剧语言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剧作家马梅特的两部剧作《美国野牛》和《拜金一族》中的"言语",认为马梅特有意识选择方便人物"言说"的情节,有意识地让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具备一致性。当"言语"用于辩论、说服、威胁交流对象,使之接受和屈服于自己的观点时,"言语"也就成为"行动"。作为"言语"的行动强调语言的攻击性,让对话双方的意志冲突通过语言来表现,并运用人物语言中的视角、聚焦和潜台词来增加戏剧张力,以弥补过于依赖"言语"而导致情节单调直白的弊端。马梅特"言语即行动"的艺术选择简化了情节,便于主题的集中表达和灵活安插大段议论,更能体现话剧与影视剧相比"说"的特色。

《奥利安娜》的诱惑

生产话语的霸权让我们产生许多认知误区,造成了我们的意识矛盾和分裂。既有研究都不自觉地局限在生产之镜中解读马梅特的戏剧《奥利安娜》,形成逃避性解读。基于诱惑的合法性,可以在波德里亚意义上的生产与诱惑的张力中解读这部戏剧,详解剧中的诱惑表演,为戏中的被告与戏外的被告(剧作家)辩护脱罪。《奥利安娜》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它对女性主义的表面攻击,而在于它启示我们打破生产之镜对我们意识的垄断性控制,直面自己的(可)诱惑性,诱导我们重建诱惑之镜与生产之镜之间的张力。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书，我会怎么办？

使我非空虚地存活，唯有我所爱的书；使我的肉体能除去污秽，也只有我心仪的书。这大概是我到了18岁才真正悟到的。

《美国野牛》的商业伦理思想

本文依据大卫.马梅特以伦理为"第一原则"的创作思想,从伦理的角度解读其成名剧《美国野牛》,试图揭示其中蕴涵的伦理关怀。马梅特是一位极富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创新作家,在《美国野牛》中,他通过表面简单的抢劫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剧中人物将商业与道德分离的伦理思想,质疑其对个人生活及人际交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又通过剧中人物看似随意的对话巧妙地揭示出个体内心深处潜藏的对与他人结成积极联系的渴求,肯定友谊与诚信的伦理价值。马梅特借助"简单"的情节与"随意"的对话糅合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伦理理想的表现,表达自己的商业伦理追寻。

在撒旦的磨坊与上帝的礼物之间——《美国野牛》中的生意、友谊和国家认同

《美国野牛》中围绕"美国野牛"币所发生的交易和友情分别从利己的市场和利他的礼物的角度,展现了剧作家对社会联系纽带的思索。野牛币的交易过程隐喻性地展开了对市场经济的伦理辩难,即自足市场所昭示的个人自由与平等也有可能形成对个人尊严的制度性羞辱。野牛币体现的友情则提出以礼物关系矫正冰冷的市场逻辑,但马梅特亦警示以理想化的友谊圈定社会可能在幻灭中生成犬儒人格的危险。剧作家细察个体交往的幽微目光最终探进美国自信精神之下的怀疑深处。"美国野牛"币以美国历史为隐喻,混融市场与礼物精神,并置历史聚焦下市场开拓进取的光明与其所掩隐的灰暗,以一种作为礼物的内省愧疚去面对历史的尴尬之处,这种近似宗教的情怀能够触发当时危机中美国精神的自我更新,强化社会内聚机制,《美国野牛》因而成为美国民族神话的复魅之作。

阿塞拜疆规模最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人民阵线

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是一个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相对立的民族民主组织,它的出现与纳-卡危机直接相关。从1988年起,它领导阿塞拜疆的独立运动和民主改革,得到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随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日趋尖锐和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共和国当局不得不一再让步,终于在1989年10月批准阿人阵登记注册。1992年6月人阵主席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当选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

列宁遗训的三点秘密

经济学博士马梅多夫教授仔细研究了列宁逝世前几个月内口授的若干重要著作,发现列宁为拯救满身创伤、经济落后的俄国而提出的战略思想,集中表现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作者所谓的'三点秘密'即是其革命战略的组成部分,为苏联当前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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