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五四运动发生的当年,在上海兴起了三十多个以马路命名的商界联合会组织。它们的出现是一般中小商人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结果。以"外争国权"为理念的五四爱国精神成为中小商人集体记忆并以此自励的工具理性。以商人联合所展现的力量为核心的五四情结成为维系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纽带。他们从五四运动的胜利中受到鼓舞,"佳电"风波及上海总商会在罢市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严重损坏了总商会在一般中小商人中的权威性,直接催生了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个以商业街区内的中下层商人为基本会员的街邻性商人团体。在团体内部关系上,体现了会员入会的自愿性、权力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商人参与团体活动的热情。在生存形态上体现出集不同行业、不同籍贯的商人于一体的块状性。同一马路、街道上的商联会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它的兴起与中华文化中重视以邻为伴、与邻相恤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外部关系上,与业缘性的同业公会、乡缘性的同乡会等形成"合纵连横"的互补关系,增强了商人的整体力量。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历史舞台上,马路商界联合会能够成为与上海总商会相媲肩的商人团体。

简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充满了期盼与希望,力主中国与会,乘势一举实现收复国权、废除二十一条的目的。会议期间则以函电、游行等方式对中国代表进行有力声援,会后协力开展筹款赎路与抵货运动,表达了中下层商人以和平示威为手段、以经济绝交为策略维护国权的理性诉求。但中、小商人的力量有限,国民外交终究难以解决国家外交层面上所应解决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业街区的基层选举--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个以商业街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中小商人为基本会员的新型地缘性商人团体。其一年一度的选举活动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业街区的基层选举面貌,它所设计的一整套制度规范,基本上体现了选举的公开性、社会合法性与其成员间的平等性。商联会设计的多样化投票方式,便利了组织成员的参与,有利于唤起商人对街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对陶冶中小商人的民主素养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小商人对城市基层社区的认同。虽然在选举活动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瑕疵,但从总体上看,商联会的选举机制彰显了其较强的自组织力,保障了它的生存与发展。

论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街区自治性

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由同一条马路或联合数条马路上的商业店铺自愿参与的、以中小商人为主的街区性商人团体。商业街区是其主要活动范围,防盗、办学、防疫等街区公共事业是其重要活动内容。自主决策、自我管理、自筹经费是举办街区公共事业的重要机制,突显了马路商联会的街区自治性。在举办公共事业的过程中,商人的自治素养、公共意识、集体意志都得到了提升。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历史研究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融合——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中国商人团体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正所谓人到半山路更陡,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商人团体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如何继续深入探讨俨然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迫切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教授的新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街区里的商人社会》)是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在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商人团体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一次新突破。《街区里的商人社会》的出版,是作者在原生态史料基础上对中小商人团体的一次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学术探讨。作者非常娴熟地拿起历史研究的“瞭望镜”和“显微镜”,对鲜有关注并具有历史独特性的马路商界联合会进行了精细的解剖和整体的认识,实现了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有助于从理论视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深入探讨。

江浙战争前后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兼论近代民间商人组织的自我建构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造成了上海社会秩序的严重失序和商业上的巨大损失。战前,以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代表的上海中、下层商人通过函电、集会等方式反对战争,力图避免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商联会采取武装自卫、救济难民、调节民食等多种手段,努力维护战争背景下的城市秩序。战后,商联会积极从事善后救济,并介入各方势力之间,扮演重要的交涉调解角色,以防战事再起。商联会在战争前后的言行,充分反映了商人团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慈善公益理念与合作精神。商联会在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有力地提升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与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商联会何以成为20世纪20年代上海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商人组织。

“眼光向下”与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新突破——兼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

近四十年来史学界在商会以及中国近代其他商人团体史研究中,不断发掘新史料,转换新研究范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高质量成果。今后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新突破,成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难题。彭南生所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一书,以马路街区为单位组成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基层商人团体的客观历史面貌,展示出“眼光向下”的独特新视野,不仅是推动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新成果,而且可以促使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在今后获得若干新突破。

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1919-1949)

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本街区的商业安全、促进会员商铺交流等内容展开的,切实的政治诉求相对较少。将各马路的商联会理解为与上海商总联会相类的中小资产阶级商会组织,部分夸大了其政治意义,而忽略了其作为社区、邻里组织的性质。

徐文甫与“一二八”上海市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义勇军之成立1919年“五四运动”，上海各租界之华人商家、店铺、自由职业者，为伸张华人权益，以租界各马路为单位，成立马路商界联合会。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训令，将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统一整改为“上海特别市特区（即：租界）市民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