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民俗—民性:马鹤天“建设边疆”的多民族民俗学逻辑

马鹤天作为边疆研究的先行者,最早提出“到西北去”的口号,开展学术性与情感性、“爱国心与自觉心”并重的边疆多民族民俗考察。马鹤天坚持以“人民”与“国民”为中心立场,建构“民生—民俗—民性”三位一体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逻辑,论证“中华民族同源”的边疆多民族生活情感共同体,致力于边疆建设,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民俗考察记录为重点的边疆多民族民俗学是马鹤天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服务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学、政交织:马鹤天留日时期史实考察(1913—1918)

作为知识精英的留日学生,在面对国内外复杂政治生态时,感受到国家、民族的陡变,传统文化基因指引着他们在加强自身学术能力的同时,仍需投身增进社会政治变革的舆论宣传之中。马鹤天作为民国时期山西较早的留日学生之一,他对学术的坚持使其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理化师范科,但是,由于近代国步艰难的厄境以及留日学生匹夫有责的意识,使得马鹤天在留学期间始终未立志于学术,反而选择参加群体性活动以嘤鸣救国。马鹤天的留日活动是我们了解留日学生生存样态的孔道,其兼顾学术与政治的价值取向,也是近代留日学生共有的特性。

时势与经世:民国时期马鹤天边疆思想的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对于边疆问题的认识随着时势发展不断深化。以全面抗战爆发为转折点,其思想从关注边疆之“疆”土以及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转为着眼于边疆之“边”况,提议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国家,以救中国危如累卵之国势。马鹤天思想的嬗递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怀,亦是边疆问题发展的自在逻辑使然,但秉要执本还在于其爱国情怀的体现与延续。

马鹤天眼中的民国青海社会及其开发对策述论

民国时期,国内掀起了开发考察西北的热潮。马鹤天是当时著名的边疆史地专家,他先后三次来到青海,对这块热土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留下了《西北考察记》(青海篇)和《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两部著作。两书对青海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透视,为研究民国时期青海的社情民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论马鹤天的西北开发思想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的西北问题研究专家。他不仅编撰报刊、组织研究西北的学术团体,而且在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并详细记录了其所见所闻,提出了许多开发西北的真知灼见。本文拟对此进行简单阐述。

马鹤天的西北开发思想

马鹤天是民国时的西北问题研究专家,他不仅编辑报刊、组织研究西北的学术团体,而且还去西北亲自游历考察,并详细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提出许多开发西北的真知灼见,包括开发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缘由和便利交通、创办教育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农业、工矿业、筹集经费引进人才等方面的开发步骤与方法,对当今的西北开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救国嘤鸣路——民国时期马鹤天人际交往研究

在民国内忧外患逼拶的社会现实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马鹤天作为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边疆研究专家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向救国同仁、团体趋近是其人际交往的底色。马鹤天自乡村步入城市,其人际交往亦实现由“自然”向“构建”的过渡。在“构建”期间,马鹤天通过教育考察,与地方精英互动,搭建起社会人脉网络,进而利用该网络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在研究边疆问题时期,马鹤天则通过与共同体内的会员交流,搭建起学术交际网络,并借助该网络践行“救西北以救中国”的历史责任。马鹤天通过“嘤鸣”所钩织的人际网络,是其救国事业的奥援,亦是我们窥探近代国人交往样态与时代使命之互动的孔道。

马鹤天和他的《青海考察记》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不论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自发,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不断高涨。大批的内地知识分子纷纷奔赴西北地区,在这些考察家的旅行日记中,西北地区拥有了崭新的形象。

马鹤天先生对边疆考察和研究的贡献

马鹤天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 ,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 ,一直密切关注祖国边疆 ,倡导国人重视边疆 ,并亲自走上考察的道路 ,还曾就职边疆。西北、内外蒙古、东北、康藏 ,皆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考察途中 ,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 ,陆续整理出版了多部考察行记和论著 ,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

五四时期山西男女同校运动始末

山西男女同校运动,发生于民国十年。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山西国民大会促进会成立,该会成员由各学校、各团体代表选举产生。该会对于女子能否作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及女子教育平等诸问题,多所评论。太原学术研究会的马鹤天、

青海湖的传说和崇拜

青海湖的传说和崇拜那巴青海湖古称＂西海＂，蒙古语称＂库库诺尔＂，意为青色的湖。青海湖面积为４６３５平方公里，湖面海拔３１９６米，是我国最大的盐水湖，湖岸有广大草原，是良好的牧场。青海湖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藏人，藏民族也用崇拜和想象给她蒙上了一层神奇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