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顺的肉体”——《使女的故事》中女性权力斗争解析

文章以《使女的故事》中花的意象来解读小说中基列国的使女与嬷嬷、大主教夫人等女性间的斗争,结合福柯的权力观来解析嬷嬷与大主教夫人分别通过对使女意识、行为的规训及孕育的监控,参与基列国权力的实施过程。具体解析使女身陷基列,成为"驯顺的肉体"及后来从事的"非法活动"而进行的对主体地位的积极抗争。

塑造驯顺的肉体:新生活运动初期的身体改造

从清季以来身体与国家唇齿相依的观点看,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除被视为应付时局的一种策略性事件外,还以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接续了近代以来的身体改造工程。从新生活运动颁布的系列规范看,蒋介石虽打着恢复“礼仪廉耻”固有德性的旗号,却非简单复古,而是为了塑造符合“现代文明”的身体。然而,对“现代文明”的误解,以及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和“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的运用,最终造就的只能是为蒋介石政权服务的“驯顺的肉体”,而非近代趋新知识分子所期盼的具有独立、自治、进取等精神特质的理想身体。

从《简·爱》看维多利亚时代"健康的身体"

维多利亚时代主导的中产阶级基于医学科学塑造了一种"规范"--"健康的身体"。在后启蒙时代,构建和推行"规范"最直观有效的工具是视觉,其最主要的作用场域是"驯顺的肉体"。"健康的身体"在生理上表现为强健的、运动员式的体格;在道德上内在认同基督教美德以及"自助"、自持的绅士理想。对这一身体的想象服务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维多利亚社会。而偏离、挑战"规范"的身体则遭遇"病理化"、他者化和女性化。其结果是,主导阶级架空了贵族基于血统的身体,弱化其在文化上的权威,凸显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巩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以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简·爱》为例可以考察,身体如何受到规约,折射出维多利亚人对"健康""病态""正常""反常"等概念的观照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