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和熵权-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对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57个区(县)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分析各流域及各区(县)生态系统健康等级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有助于发现生态系统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管理恢复策略。结果表明,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整体显著提升,2013—2016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差,2016年后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黄河干流流域1健康程度较高且健康值变化幅度最大,洮河流域健康状况改善较大,其余流域健康程度低且健康值涨幅较小。在整体准则层层面,黄河流域甘肃段驱动力、压力指数波动增长,状态与响应指数持续上升,表明2010—2020年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到稳定改善。人口增长、人均水资源量、建设用地比例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是影响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系统健康等级变化的主要因素。优化土地利用、促进人口均衡分布、推动水资源均衡分配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是促进黄河流域甘肃段绿色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有效措施。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研究——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理论视角

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根据DPSIR模型分析,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由于尚处于探索时期,同时受到传统教育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面临着师资、与专业教育融合和氛围营造上的压力,形成了师资短缺、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分离、创新创业文化匮乏的状态,出现了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不高、实用价值低、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高校据此采取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与专业教育融合、培育文化氛围等响应措施。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创新创业教育,高校还应当在教师队伍结构优化、教育方法理念的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制度文化的建设上进行改进。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海岸带生态安全评价分析

将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充分考虑海岸带生态风险形成机制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识别影响海岸带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将海岸带生态安全归纳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5个准则层,选取26个能够反映生态安全状况的因子来构建海岸带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惠州岸段两个沿海县(区)2007、2010、2013、2015、2016年的海岸带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惠东县这5年海岸带生态安全等级分别为预警(Ⅲ)、较安全(Ⅱ)、较危险(Ⅳ)、较安全(Ⅱ)、较安全(Ⅱ);大亚湾区海岸带生态安全等级分别为预警(Ⅲ)、预警(Ⅲ)、预警(Ⅲ)、较安全(Ⅱ)、较安全(Ⅱ)。(2)“十二五”规划所采取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措施对惠州海岸带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岸带生态安全状况于2013年有明显恶化,说明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措施及力度仍不足以抵消这一时期持续增加的生态环境压力,同时,海岸带生态环境对于响应措施的反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3)影响惠州海岸带生态安全的主要原因有工业的发展及污染物排放、人类活动密集及人类对海洋区域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政府响应措施实施力度、自然和人为原因所造成的海洋灾害和损失。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理论的水闸退役决策评价

为了给水闸退役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与理论指导,建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理论的水闸退役决策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物元可拓评价方法确定水闸退役决策等级,构建水闸退役决策模型。结果表明:所构建模型综合考虑退役影响因子(压力)、所处退役状态(状态)、退役应对措施(响应)等子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解决了单一指标难以表达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缺点,系统性更强;运用物元可拓评价方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相应于退役决策等级的关联度,可以解决水闸退役决策的不相容问题;运用所构建模型评价某水闸退役决策等级为退役,与实际情况相符,验证了所构建模型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黄柏河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为定量评估黄柏河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以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为基础,构建黄柏河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集对分析和属性识别理论对黄柏河生态健康现状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黄柏河生态系统综合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压力子系统、状态子系统和响应子系统的健康等级分别是良、中等和良,水体富营养化指数、农药施用强度、水土流失率等是影响黄柏河生态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

基于PCA-SLM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准确评估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和空间滞后模型(SLM),对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呈循环“升-降”的变化特征,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东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最优,东北地区其次,而中西部地区欠佳,区域非均衡特征较为明显。2)以2012年为界,大气污染治理子系统指数排序差异显著;大气污染治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5大子系统指数分别呈现“平稳发展”“波浪形升降”“先升后降”“整体下降”和“波动上升”的演变特征;截面上,大气污染治理压力指数最高,驱动力指数与状态指数居中,影响指数与响应指数最低,均呈不同的变动趋势。3)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高-高”“低-低”集聚特征;影响因素上,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贸易开放度显著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提升,上述因素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废气治理设施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作用相反,上述因素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阐释了提升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江西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水平是区域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基于DPSIR-TOPSIS模型构建了江西省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对2006—2015年的江西省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提出提高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对策。结果表明:(1)江西省2006—2015年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由2006年的较不安全转为临界安全状态。(2)各子系统中,除压力系统有下降外,驱动力系统、状态系统、影响系统、响应系统生态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3)2015年江西省各地市的土地生态安全值中,南昌市为0.6,且高于全省水平。

山区铁路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评估研究

山区地质复杂、环境敏感、生态脆弱,致使铁路隧道建设难度大,且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面临较高要求。绿色设计作为绿色建设的先行环节,对减少隧道建设对资源环境的扰动作用,达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的起关键引领作用。为定量评估山区铁路隧道工程的资源环境影响效应、衡量隧道设计的绿色程度,提出一种山区铁路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分析方法。首先,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DSR),以隧道设计参数为驱动力指标、资源环境状况为状态指标、隧道设计措施为响应指标,构建山区铁路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评估指标体系,并建立各指标分级标准;其次,运用一种具有自学习自调整能力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对隧道工程的资源环境影响效应进行评估;再次,以驱动力指标和响应指标为分析对象,运用考虑指标间关联关系及叠加效应的敏感性分析法,甄别对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优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隧道设计因素;最后,以某山区铁路隧道工程为例,得到该隧道工程的资源环境影响效应值为4.7157,对应等级为较好,表明该隧道工程绿色设计水平较好,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较合理、环境保护力度较大,可为其他类似工况隧道工程的绿色设计提供借鉴。此外,分析结果显示,注浆加固效果是导致该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变化最敏感的因素,其次为清污分流比例,可着重从这2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以实现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的进一步优化。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为山区铁路隧道工程资源环境影响效应评估及明确隧道工程优化设计方向提供科学依据。

创业型大学建设中的学术资本转化问题研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

创业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学术资本转化可谓核心问题之一,其强调知识的创造与转化,并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在压力-状态-响应理论框架下,我国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转化面临评价机制、中介组织以及二次创新等压力因素的制约,形成学术资本"增长陷阱"与学术资本模式趋同等状态,并尝试从校企联合、专设机构、专业导向以及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矫正。尽管如此,要进一步促进学术资本转化,创业型大学还需从科研评价体制改革、中介组织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学术资本转化的整体性思维等方面加以完善。

基于DPSIR模型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评价

为了研究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的韧性能力,通过综合权重法确定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权重,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反距离空间插值法确定关中平原城市群2010—2021年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时空的分异和演变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驱动力是韧性水平的主要影响指数;各城市的人居环境韧性在时间序列上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韧性指数的变化趋势显著;韧性水平在空间演化上表现以西安和咸阳为中心沿着陇海铁路为发展轴的空间发展形式;在影响因素上,教育水平、经济动力为主要因素影响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显著。

石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模糊综合评价

针对石油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环境评价问题,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石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筛选优势指标,确定环境影响水平分级标准。以某实际的石油工程项目为例,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人才一体化的内涵要义及响应机制研究

从人才环境支持带动、城产才融合推动、人才资源结构联动、科创协同互动、人才体制机制驱动等层面阐释人才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人才环境服务的最佳化、人才规模效益的共享化、人才资源结构的联动化、人才产出价值的充分化、人才投入活力的最优化等方面提出人才一体化的内涵要义。据此,根据“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框架,对人才一体化响应机制进行探析,可为定量化研究人才一体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体系。

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已超10年,适时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综合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InVEST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评价2010—2020年428个国家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1)总体而言,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86.45%,六大生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2)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或草地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生态系统压力增大。(3)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PSIR模型的韧性城市评价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受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发展面临着多灾种风险因素侵扰,由此韧性城市建设成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在韧性城市成为当下研究焦点的背景下,利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模型,构建韧性城市评价体系,从城市空间应对外界扰动的过程出发,提出城市发挥韧性作用的四个领域,并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对2017—2021年合肥市的城市韧性水平进行多层级、多角度的量化评估。研究结果可为合肥市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指标借鉴与对策建议。

基于水土资源承载评价的灌区水土资源时空优化配置研究

以贵州省某典型灌区为例,利用系统动力学、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等,建立水土资源承载能力的评价方法。验证分析显示,灌区1996、2004、2012和2020年的水土资源承载状态分别为轻度、逼近、逼近和平稳。结果表明,研究提出的评价体系对灌区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分析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灌区的水土资源承载状态在空间中为积极性变化,但变化速度减缓,严峻以及轻度承载面积在空间分布中逐渐向盐碱化等趋势过渡。

铁路客运专线建设期生态影响评价研究

根据铁路客运专线建设期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特点,提出生态影响评价内容,采用目标分解法、调查研究法和压力-状态-响应模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生态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生态影响、环境影响、景观影响和社会经济及资源利用影响4大类19个基础指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用线性加权的方法确定综合评价结果,对客运专线建设进行生态影响综合评价。以合福客运专线福建段为例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工程建设期会对环境产生较弱程度的影响。

AHP法在崇启高速公路生态环境综合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构建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对于可定量分析的指标,采用实地监测的方法来获取,对于定性描述的指标,采用专家咨询和分级打分的方法来获取。得到各个评价因子的数值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个影响因子的权值,最后加权平均。以崇启高速公路施工期和营运期为例,对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

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驱动力研究——以关中地区为例

论文以关中地区为评价区域,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综合指数法对陕西关中地区及各地市2000-2009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动态评价。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关中地区耕地集约度呈现波动变化,并在近两年具有下降趋势;关中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和耕作制度因素以及自然因素是影响关中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敏感性时空演变格局和趋势分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分析框架,耦合空间距离指数模型(SDIM)构建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评价体系(LDSES),结合沙漠化敏感性时空演变图谱,定量探讨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沙漠化敏感性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期间的时空演变,并引入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CA-Markov)模型模拟沙漠化敏感性未来演变机制,进而采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了前20 a演变进程中主要驱动因子对其演变的影响特征及解释力。结果表明:(1)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敏感性整体上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递增的趋势,低敏感区位于大兴安岭和阴山山脉周边林草地覆盖区,高敏感区则位于西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漠等沙地和戈壁地区;(2)从沙漠化敏感性时空演变上来看,研究期间沙漠化敏感性改善的区域,占总面积的30.65%,沙漠化敏感性恶化的区域,占总面积的4.48%,沙漠化敏感性类型维持稳定不变的区域占总面积的52.72%,整体来看土地沙漠化潜力逐渐降低,土地生态质量逐渐好转;(3)2030年沙漠化敏感性模拟结果显示未来10年沙漠化敏感性以低度敏感为主要类型(26.43%),沙漠化潜力将大幅下降,生态工程措施将取得一个较好的结果;(4)驱动力分析表明,沙漠化敏感性对气候因素的响应尤为敏感,其中降雨量对沙漠化敏感性分异的解释力最大;在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起主要影响,说明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土地沙漠化敏感性,各驱动因子交互对沙漠化敏感性呈现增强作用,表明沙漠化敏感性的分异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可为半干旱区沙漠化防治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

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差异及成因测度

科学评价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差异及成因是实现两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理论框架构建了由3大系统、9个支柱、28个独立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赋权、TOPSIS模型对资源环境水平进行测度,并引入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QAP分析模型,从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响应系统细化分布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差异成因,从而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水平差异。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异格局,状态系统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发展的短板。②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总体差异较低,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最主要的来源。③状态系统差异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差异的主要成因,响应系统差异是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水平区域内差异的主要成因,状态系统差异是黄河流域资源环境水平区域内差异的主要成因。毫无疑问,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动态联动,引导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逐步构建和完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联防联控体系,形成资源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系统良性互动,是实现中国资源环境水平空间合理布局,提升资源环境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依托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重大战略布局,充分释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沿线城市群规划的国家政策红利,利用流域的区位和要素优势,加强流域内、流域间的交流学习,形成中国南北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格局,是实现资源环境水平整体提升,缩小南北差异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