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案生例:从《驳案汇编》看清代条例的生成

因案生例是清代条例生成的重要途径,其主要原因是在清代刑案的法律适用中存在律例无正条、律例有正条但不合情理以及律例文义不明确等情况。因此,督抚、刑部、皇帝必须在颇具清代特色的刑事案件审转机制中综合运用一些法律方法以实现"情罪允协"的司法目标,并最终生成新例。这些方法包括目的性限缩、类推适用、创造性补充、法律解释。因案生例在填补律例漏洞、解释律例文义、统一律例适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影响了律例体系的稳定性,加剧了律例适用的复杂性。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法律规范佛教僧侣四波罗夷罪之案例研究——以《驳案汇编》和《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为例

佛教四波罗夷罪是"性罪",有杀、盗、淫、妄四种,在佛教中意为断除僧侣的"法命"之罪,是佛戒中的第一重罪,危害极大。自唐以后历代法律大都对僧侣犯此四罪有成文的规定,也有僧侣犯此四种罪的相关案例。以清代的案例作为视角探讨法律对佛教僧侣犯四波罗夷罪之规范,厘清僧侣犯此四罪的常见情形,并以此论证佛教戒律与世俗法律在对四波罗夷犯罪进行规范的内在契合性。

民国书商伪造清人判词举隅:以平襟亚改两则刑部驳案为名吏“妙判”为例

民国书商平襟亚出版的“清代名吏判牍”系列中的部分内容可疑,其中两则“妙判”均改编自乾隆朝刑部驳案。平襟亚改《驳案续编·刨坟掘棺偷窃二次》为《曾国荃判牍·开棺见尸之妙判》,通过改变原案情节和审级,将本系从州县到皇帝各级均参与的死刑案件变换由地方直接审结,将本属于刑部的纠错意见安插在曾国荃名下。在编造《袁子才判牍·借端诬陷之妙判》时,平襟亚虽效仿《驳案新编·擅用赦字世表字样拟徒》中由重改轻的裁决思路,却将乾隆帝处理文字狱的综合考量,错置为袁枚的宽仁主张。两则“妙判”是典型伪作,具备共性,据此解析平襟亚作伪手法及动机,有助于对同编者及同时期出版的其他清人判词明辨真伪、去伪存真。

清代师父责罚徒弟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教不严,师之惰",师父有权对徒弟进行教育和责罚。在《刑案汇览》和《驳案汇编》中的诸多案例反映出清代律法认可师父的责罚权。但当时律法也对师父责罚权的实施范围和方式设置了限制条件,不得随意行使。首先,师徒关系必须为法定的师徒关系,行业不同,认定标准宽严不一。其次,师父责罚"违犯教令"的徒弟是"以理殴责",不能临时起意随意殴打,且不能针对徒弟轻微过失而毒打,否则丧失师徒之义。再次,在奸盗特殊情况下,师父责罚徒弟不受法律保护。

清代“重情”案件驳改缘由探析

清代“重情”案件,即需要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该类案件根据清代的案件复核程序,督抚在作出地方性的终裁意见后需采取“题”或“奏”的方式报请中央复核后判决方能生效.《驳案汇编》是清代光绪九年(1883年)由山阴朱梅臣将《驳案新编》与《驳案续编》合刊而成的一部判例编集,其汇集了乾隆及嘉庆年间的382个由地方督抚根据复核制度上报中央审判机关复核、请示的量刑在徒刑以上的“重情”案件.[1]该书为我们研究清代“重情”案件的驳改缘由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经过分析与研究,以刑部为代表的三法司是中央复核案件的主要部门,其是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全面性审查的部门,而驳案的产生根由亦是因为其在复核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种种需要指驳再审或另拟的情况,而驳改的缘由即是复核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实之疑”与“法律之疑”.

一个平民女子的艰难归程

驳案是中国古代司法案例中的一种。在清代,下级官府上交案件文书后,上级官府可以对审判提出质疑和反驳,责令下级改判或重审案件。清代全士潮等人编纂的《驳案汇编》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包括《驳案新编》和《驳案续编》两部分,汇集了乾嘉年间的驳案,其中有一起发生在北京地区的妇女拐卖案很是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