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置、权责分配与运行逻辑:对当前两类驻村干部制度的比较

驻村干部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党联系群众、走进群众的传统,又合理地利用了科层制中资源向上分配的逻辑。不同类型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在制度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行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村干部制度具有跨层级的特点,它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客观上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联村干部则在不断提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使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两种驻村类型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源不足、治理能力欠缺的困境。驻村干部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国家或基层的需要下主动介入或退出,这构成了国家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并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它具有非常强的制度伸缩性和柔韧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弹性和韧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不同驻村干部制度的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两者优势,协力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驻村干部制度绩效研究——以河北“省市派驻村干部制度”为例

新时期驻村干部制度促进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是群众路线制度化在新时期的一种尝试。驻村干部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驻村干部的选任、驻村干部职责、权力明晰方面以及驻村干部制度存在形式化倾向等。任何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过程,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是驻村干部制度绩效优化的前提和保证。

乡村振兴战略下驻村干部制度及完善策略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驻村干部制度在促进国家政策全面落实、农村工作推进、资源整合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多元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驻村干部制度及其功能的基础上,提出驻村干部制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工作方法存在缺陷、考核激励措施不足以及资源有限等问题。建议对驻村干部加强心理辅导关怀、提高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激励手段以及授予相应权力,从而建立长效科学的干部驻村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突破。

“关系人”视角下包村干部运作的情境、关系与行为——基于四川省Y镇的田野调查

驻村干部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施的一种工作机制。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重叠构成了包村干部特殊的工作情境,即双重情境。在此情境中,包村干部与村庄建构了两种关系:基于科层治理形成的工具理性关系,表现出非人格化与结果导向的特征;基于简约治理形成的情感理性关系,呈现出人格化与过程导向的特点。包村干部以利益诱导与捆绑为主的利益连带行为,及以讲情面与公私转化为策略的情感连带行为维系着其与村庄建构的关系。

精准扶贫视域下驻村干部帮扶制度“偏离”问题研究

驻村帮扶制度作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效机制,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驻村干部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同样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但其在嵌入基层扶贫的过程中,由于选任制度、考核与激励机制的虚化及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的不健全,驻村帮扶制度出现了形式化、扶贫成效短期化等偏离现象。为此,应从源头精准匹配驻村干部、完善考核与激励机制及多元主体协调机制,使驻村帮扶制度真正归位,进而实现扶贫攻坚的任务目标。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问题与对策

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格化治理。通过与警务站的关联,网格化的社会维稳功能得以实现;通过把网格化引入到寺院管理,网格化治理得到进一步创新。二是双联户制度。双联户灵活性与实效性兼备,成为西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大亮点。三是驻村干部制度。它实现了机关干部的"接地气",同时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双管齐下,成效显著。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这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措施也面临着各种具体问题,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