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

1940年4月,孔庆宗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加强双方的关系,首先着手积极完善办事处的人事设置。在他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近五年间(1940年4月-1944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在处内形成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引起处内多位职员要求内调,影响了他对于藏事的办理成效,并最终到了他自身无法调和和控制的程度,只得辞去办事处处长一职,呈会内调。文章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科长《拉萨日记》,对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在复原办事处人事设置与纷争的历史的同时,深入了解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演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置的办事机构,虽然只存在了十几年,而且人员不多,但是这一机构在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民国时期中央在西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和这一机构的设立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工作进行分析,简要阐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从另一个侧面来重新看待国民政府西藏工作的成绩与失误,以及其内在的历史惯性。

以教翼政: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不承认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其"离心"势力为追求国际地位而积极活动,西方势力也加紧对西藏地方的渗透,恢复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治藏的核心内容。但国民政府自身因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内部日益严重的腐败,始终无力切实解决西藏问题,遂以羁縻笼络之策对藏开展政治运用,其表现之一即是优崇藏传佛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西藏地方开展的传昭布施,即是国民政府希冀通过优崇藏传佛教增进西藏地方对中央权威政治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之一。驻藏办事处在种种困难之下坚持开展传昭布施,对于宣示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和增进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在场:1943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

由于时局的原因,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于1943年新年传昭期间开展的传昭布施,虽是按惯例进行,却面临各种困难,并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赓续了历史传统,维护了国家在场的原则,彰显了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和对藏德意,还对当时政治僵局下的双方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

19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生活——以戴新三《拉萨日记》为中心

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状况,在既有研究中几乎未有关注。随着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拉萨日记》的发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等相关历史档案的公布,为学界研究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解读戴新三《拉萨日记》等珍贵涉藏民国文献,可以还原1940年代初期驻藏办事处职员及其家庭在拉萨的工作、个人收入与生活状况等多方面细部,进而分析对于其职员工作的心态、驻藏办事处之工作成效的影响,亦可窥见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某些方面,并进而检讨当时中央政府治藏政策之缺失,为当今之西藏地区的社会治理、边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工作人员派遣、政策保障等,提供历史借鉴。

抗战时期旅藏汉僧的学法生活

内地汉僧赴藏学法,得到了国民政府、重庆汉藏教理院以及汉传佛教高僧大德、信众居士的支持,在抗战时期达到了顶峰。蒙藏委员会给予汉僧大量经费补助,鼓励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保存了公费僧、自费僧较为完整的履历、学法生活、学绩等丰富的内容,记载了密悟法师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太空、欧阳无畏等取得了格西考试的资格,展现了汉僧居藏期间学习藏传佛教的历史活动。

试论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视野下的汉僧事务

在对藏施政的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的政策思路。国民政府以资助汉僧游学西藏为发端,衍生出资助汉僧考取格西,加强对汉僧的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沟通汉藏文化,改善汉藏关系,消除隔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中后期西藏工布江达“江达小学”的创办及其历史作用

关于民国中后期(1940-1949)西藏地方的初等教育状况,学术界的研究除了"国立拉萨小学"之外,尚不多见。本文根据中国台湾新公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复原当时西藏工布江达一地的"江达小学",叙述其创办始末,归纳其创办的实际效果及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戴新三在藏工作研究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成立是民国时期中央对藏工作的重要举措。戴新三是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首任科长。他在藏期间，在政治与宗教方面，积极联络西藏，搜集了西藏地方政教的情报,又为在藏学习的汉僧提供了切实的服务。他在藏的工作得到了办事处与蒙藏委员会的认可。然而由于民国中央政府无力控制西藏地方政局，军事与经济均无力改变民初以来与西藏的不正常状态，驻藏办事处内部又矛盾重重，因而戴新三虽有维护主权的热情，最后则无奈内调。

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

文章介绍了新发现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先生居藏4年的日记——《拉萨日记》(1940—1944),作者从中节选和整理了1942年10月至12月的10余日日记,并作了必要的注释,以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基本史料。

戴新三1943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

1943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藏事交涉,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异常艰难。从时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看,处内职员并未放弃对藏事的努力,坚守国家在西藏的主权。节选戴新三《拉萨日记》1943年上半年的记载,本文除了希望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外,也试图通过微观的历史记载展示历史的另一面,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及其驻藏官员在藏事上的努力。

“藏警案”及其对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1942年发生的"外交局"事件和"藏警案"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生逆转的重要节点。文章通过剖析中央政府及噶厦对"藏警案"的回应、处理过程,探讨了事件的性质及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

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汉人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以来研究不多。对于康区、西藏中部人文地理结合部的工布江达地区,更是尚无专文论及。根据台湾地区最近公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本文复原了当时西藏工布江达一地"汉人社会"的历史面貌,并大致勾勒出其轮廓。

国民政府布施藏传佛教的年度个案:戴新三《拉萨日记》1943年传昭布施记载初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1943年开展的传昭布施,虽是按惯例进行,但因为国际国内环境的恶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使得这次布施又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章从时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②中,节选其对该年传昭布施的记载,进行整理并加以注释,以图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

从宗教上推动政治: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视野下的汉僧事务

在对藏施政的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的政策思路。国民政府以资助汉僧游学西藏为发端,衍生出资助汉僧考取格西,加强对汉僧的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沟通汉藏文化,改善汉藏关系,消除隔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3年上半年戴新三《拉萨日记》选注

本文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1中,节选其1943年上半年日记十余篇,进行整理并加以注释,除了希望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外,也试图通过微观的历史记载展示历史的另一面,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及其驻藏官员们在西藏事务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