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

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清政府对驻防八旗与当地人民采取了一系列的隔离措施,其目的主要是防止驻防旗人成为当地土著居民。但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共处与交往中,驻防八旗却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以驻地为籍的土著。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统治者为适应情况的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的产物。驻防旗人由客民转变为土著居民,不能等同于民族融合,但它标志着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

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

满汉关系是清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其中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亦颇值得注意。通过对荆州驻防八旗的几个斗殴事件的述评,我们看到,驻防八旗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而后者也是值得注意的。

清代驻防八旗的“方言岛”现象

清代八旗驻防分布广泛,许多驻防区域形成了一座座"方言岛",至今许多地方仍然保持着既不是满语,又区别于当地方言的特殊方言。根据民族学田野调查、历史文献及语言学界的研究,对方言岛的成因、存在状况及其与当地方言的交互影响等,作了初步探讨。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荆州驻防八旗

清朝八旗驻防军队制度是八旗军队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展的产物。荆州战略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使其成为湖北唯一的八旗驻防点。1911年爆发的武昌首义,将荆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命运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严峻关头。荆州驻防八旗凭借一定的实力与鄂湘民军在战与和的反复较量中负隅顽抗一月有余。最终,由于大势所趋,它淹没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它的覆灭,改变了荆沙旗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从长远看有利于荆沙满族的自身发展和湖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杭州驻防八旗与太平天国

驻防八旗至清末虽已式微,但仍是国家的基本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这支武装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具体讨论了杭州驻防八旗在两次杭州之战中的表现,以及战后杭州旗营的恢复重建等。太平天国之役,给包括杭州旗营在内的各地驻防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创,也成为驻防八旗历史变迁的一个转折点。

论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驻防八旗

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是驻防八旗的重要地区之一。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对这一地区驻防八旗及其指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驻防八旗在黑龙江东西部的分布及规模、驻防八旗的内部结构与特征等都作了部署,形成了清朝前期黑龙江地区的地方政权及其管理形式。黑龙江驻防八旗在清朝前期维护清朝统治、保持边疆社会稳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家谱看清代驻防八旗族群社会及其变迁

清代旗人有编修家谱的传统,各地驻防旗人因其特殊需要,对家族谱书尤为重视,存世的家谱资料丰富。出于民族与等级统治的需要,谱书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驻防旗人谱书与汉族谱书同异参半,反映出旗人社会生活与变迁、各地旗人的差异和通婚、族裔联系等内容,也折射出汉文化对旗人社会的影响。与正史记载印证,谱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代旗人尤其是驻防旗人社会生活其及变迁的认识。

清代杭州驻防八旗的文学生态

清代杭州驻防八旗是一个既具时代特色,又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特殊文学群体。它以满族、蒙古族为主,本以"镇浙"为目的,却因世居杭州,发展为文风鼎盛的"柳营"。其文学生态的生成及衍变深受地域文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响,折射出旗营文化与杭州当地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杭州旗营濒临西湖,人文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旗人在经历了从征服者到定居者的身份转变后,对杭州的认同感、归属感渐趋强烈。嘉庆年间,针对驻防旗人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促进了旗营文教事业的发展,激发了旗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并对旗营文学的发展起到导向和催生作用。驻防中后期,杭州旗人与汉族文士的广泛交游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学交流,同乡情谊是他们重要的情感纽带。杭州旗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内部基于亲族、姻族和师友的文学传承及互助,也推动着旗营文学的繁荣。

清代驻防八旗军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郁积久已的人民反抗运动的总爆发,即所谓'粤逆初起,群盗如毛'。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包括捻军和西北回变等,十数年中,较大规模的人民武装反抗达数十起,'扰乱十有五年,蹂躏十有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众'。[1]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驻防八旗军是国家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战事。

论道光朝前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

驻防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军事、社会组织制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道光朝前期,由于驻防官员贪污腐败及八旗子弟奢侈堕落,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道光帝采取了"汉军出旗"、严查抱养冒籍、添设养育兵等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八旗制度的衰落。

辛亥革命与开封驻防八旗的变迁

清代为了巩固统治,曾在全国的诸多省会城市和战略要地设置八旗驻防,并将旗人集中驻扎和汉人隔离开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满城。开封因地处中原腹地、黄河要津，清政府在此建筑满城，驻扎八旗兵丁，维护地方稳定。辛亥革命后，开封驻防满城在诸多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

黑龙江驻防八旗兵额考述

清代,黑龙江驻防八旗兵额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兵额从未超过3 000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后,随着准噶尔部的威胁日益加剧,作为清朝防御的右翼,黑龙江驻防八旗兵额开始第一次大幅度提升。乾隆中期后,由于黑龙江驻防八旗日益成为清军的主力,兵额第二次大幅度提升,超过了万人。近代东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黑龙江驻防八旗兵额并没有相应地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最终导致东北大片领土的丧失。

直省驻防八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应暨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驻防八旗首当其冲。面对革命,驻防反应不一,如荆州、福州、江宁、西安等地抵抗激烈但无济于事,徒增流血而已;如广州、成都、镇江、青州等地则相对平静,没有反抗或只有轻微反抗。究其原因,则包括旗人对清政府统治失望以及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不满,革命党的宣传、行动以及八旗武力的衰落等。本文结合清朝官方档案和革命者回忆,试图以此为切入点,从清政府内部的角度分析清王朝崩溃的原因。

福州驻防八旗生活保障初探

福州驻防八旗为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清朝统治者也对福州驻防八旗在俸饷、住房、恩赏和抚恤等方面进行了保障,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清代热河驻防八旗派遣与满蒙关系探析

本文通过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起居注》,揭示出热河八旗驻防兵的派遣虽始于雍正初年,但其政策出台却在康熙五十年之前。既然政策已出台,却未予落实,其中原因值得探究。目前,对此未有专文论述。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并结合清朝的历史背景,拟对此原因加以考证,以向方家求证。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